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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噪音

走过台湾的族群伤痕

FT中文网专栏作家张铁志:台湾九零年代族群政治冲突的根源是,本省族群是被殖民的悲哀,外省族群是流亡的悲哀,双方对彼此缺乏体认与理解。

一名洪姓女子以公民记者身份采访一位老荣民,却不断辱骂该老兵是“中国难民”,对台湾没贡献,应该要滚回中国大陆。视频在台湾引起轩然大波。

洪姓女子的作法当然被谴责,洪秀柱与蔡英文也都发文谴责──虽然她所犯的错和受到的批评是不成比例,毕竟她不是川普,不是一个掌权者,但这个事件折射出隐没在台湾政治历史中的族群伤痕、误解,以及我们走了多远。

不少人认为,台湾以前都没有省籍或者族群矛盾,直到民进党开始操弄族群,才有族群矛盾。

这不是事实。

战后台湾本省、外省族群的人际交往和通婚,以及国民党强烈建构“中国人/中华民国”的国家认同,使得族群间在日常生活中看似没有明显冲突,也没有成为政治问题──在威权时代这当然不可能成为公共议题。然而,一方面,“二二八”之后有着被掩盖的严重伤痕,另一方面,在许多领域的资源分配上确实有严重的省籍不平等。例如在文化上,以国语为主的政策在教育和主流文化建制内严重打压、歧视其他族群的语言和文化;在政治上,外省人掌握了中央政府和国会的主要位置和政治资源,造成实际上的“少数族群统治”。七十年代开始的党外运动开始提出这些挑战,让国民党意识到省籍矛盾对政权巩固的危机,因此开始拔擢本省籍知识分子,缓步推动政权的本土化。

党外运动推动的本土化,是台湾民主化背后的重要动力,但本土化或者民族主义也可能意含一种本质性的界定,压抑内部的异质与多元。台湾的民主化历程中,有这种危险,但总是避免了陷入深渊。

在九十年代,本土化逐渐成为新的时代精神,外省族群则越来越有相对弱势的焦虑感,九零年代前期成为台湾族群政治冲突的高峰,包括国民党主流与非主流的斗争、新党成立、以及94年台北市长选举的剑拔弩张。

在这段期间,蓝绿(那时还不用这个标签)的政治人物和媒体名嘴的确经常使用强烈语言,绿营控诉省籍不平等,强调台湾人要出头天,蓝营政客则制造外省族群对于本土化、对民进党掌握权力的恐惧与焦虑;最经典的例子是在1994年台北市长电视竞选辩论会上,赵少康用激情的语言说一旦陈水扁当选,“中华民国就要灭亡了。”

不过,在那之后,台湾族群政治的冲突开始缓和化。一方面,公民社会的力量会去抗衡族群政治的激烈化;另一方面,挑战原来族群政治的民进党也因为选举逻辑,将冲突性路线转向中间路线(当然个别人物或外围力量仍然会有激烈语言)。例如,90年代前期的族群政治严重化后,社会开始提出新的论述“四大族群”, 1995年,民进党更提出要和新党“大和解”,并且提出“大联合政府”的主张;1999年,民进党提出“台湾前途决议文”。另一次危机,是陈水扁执政第二任时,因为贪腐危机,试图动员深绿力量巩固权力,而一群长期支持党外运动与民进党的学者提出“七一五宣言”,要求陈水扁辞职。这是公民社会的力量。

在这本土化过程中,具有强烈蓝绿意识形态认同的不同族群,都自认有某种悲哀。外省族群不只感受到失去了政治代理人,更深感失去他们以往熟悉的、主导这个岛屿的种种文化符号与象征:总统(李、扁)熟练的语言是他们陌生的日语和台语;政府把资源聚焦在台湾,而不再是遥远的中国;他们对台湾并不陌生,但如今谈论台湾的方式却是他们所陌生的;而少数政治人物和媒体名嘴,不断把本土化或是去威权化措施(如去蒋)描述为族群斗争。对强烈认同本土的本省族群来说,在政治上当然不是弱势,文化上也取得正当性与更多资源,但历史遗留下的霸权文化仍然存在,所以他们仍然觉得自己是相对弱势或者非主流──这是九零年代族群政治冲突的根源:本省族群是被殖民者的悲哀,外省族群则是流亡者的悲哀,而双方对于彼此的悲哀缺乏更深刻的体认与理解。

这些多少是属于九十年代的历史场景。但不少人仍被困在那个历史的伤痕中,洪素珠们拥抱着旧时代的仇恨,知名主持人李艳秋最近公开质疑蔡英文这个“文化台独”为何支持端午节,显然也是放不下妒恨,但此刻的台湾,本土化与台湾意识已是社会主流共识,尤其是对年轻世代而言;而不同族群的生命经验、政治态度、历史记忆虽然仍有不同,但已不太会出现激情式的冲突。这个岛屿虽然伤痕累累,但我们正不断努力学习如何以善意彼此相处。

台湾,已经走到下一页了。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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