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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

与古举伦商榷:中国“抵制”南海仲裁有充足法律依据

刘海洋、赵一水:我们主要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88(4)条的适用为例,说明中国对南海仲裁案所持立场的法律依据。

美国霍夫斯特拉大学法学教授古举伦(Julian G. Ku)近期撰文批评中国政府在南海仲裁案上的有关立场。在这篇题为《中国抵制南海仲裁的理由成立吗?》的文章里,古教授认为,中国无视仲裁裁决“这一观点不仅错误,而且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为此,古教授试图在文中“提供一个简单的法律依据,用以说明为什么中国抵制南海仲裁的依据不堪一击。”这一法律依据就是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称《公约》)的288(4)条款:“对于法院或法庭是否具有管辖权如果发生争端,这一问题应由该法院或法庭以裁定解决。”据此古教授认为,“该条款意味着,中国的声明是否排除和限制了菲律宾诉求的管辖权,应由仲裁庭来决定。”特别是,“中国签署和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时,正是同意了强制性仲裁条款的。”但是,“目前没有任何中国官员或学者提到条款288(4),更没有人解释为什么中国不受该清晰条款的限制。”古教授在文中用的“抵制”(boycott)一词,笔者理解应是指中国不参与、不接受、不承认仲裁的官方立场。

实际上,古教授提供的让中国“抵制”仲裁不堪一击的法律依据并非新观点,此前已有许多国际法学者提到这一点。参加今年美国国际法年会南海分组讨论的本案菲方代理律师Paul S. Reichler,也与古教授持同样的观点,认为应由仲裁庭自己裁定是否对案件有管辖权,中国批准《公约》即表示同意接受第三方强制仲裁。这也是菲方提起仲裁的重要法律考虑。

对于这种观点,许多中外国际法学者都提出了不同意见。古教授表示目前没有任何中国官员或学者对第288(4)条的适用作出过说明,作者很难认同。如果中国学者的文章古教授可能由于语言原因看不到,英国外交部前法律顾问胡莫斯利(Chris Whomersley )、美国政府前法律顾问索菲尔(Abraham Sofaer)、美国佛吉尼亚大学海洋法与政策中心主任德魁斯特(Myron Nordquist)也都曾在撰文或接受采访时对这一点做过评论,相信古教授应该能看到。回到实质问题的讨论,作者在此把这些学者的观点简单总结梳理,主要以第288(4)的适用为例,说明为什么中国“抵制”南海仲裁案有充足法律依据。

首先,关于仲裁庭自主确定管辖权的第288(4)条的适用是有限制的。多位中外学者指出,关于争端解决程序的《公约》第十五部分有三节组成,这三节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适用上是有优先次序的,特别是第二节的适用受制于第三节的限制和例外。简单援引《公约》第十五章第二节第288条,认为一切情况下均由仲裁庭自己确定管辖权,这样的说法是不恰当的。仲裁庭自己裁定是否有管辖权的案件,仅适用于各当事国根据《公约》第十五章第三节第298条排除适用第三方强制解决争端程序以外的案件,因为第三节的适用优先于第二节。这在《公约》第十五章第三节的标题中就规定的十分明确,第三节的题目就是“适用第二节的限制和例外”。这一点仲裁庭的法官也应该是非常清楚的。古教授认为288(4)条款意味着中国的声明是否排除和限制了菲律宾诉求的管辖权应由仲裁庭来决定,这一说法超越了仲裁庭自主裁量权的权限,没有考虑第三节的限制和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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