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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噪音

Bob Dylan与台湾民歌《四十年》

张铁志:鲍勃·迪伦获诺贝尔文学奖之日,关于台湾民歌运动的纪录片《四十年》正式上演,这是美丽的历史巧合。

“当时洋溢在野人咖啡馆的音乐,还有Bob Dylan与Joan Baez,还有500 Miles,最红的是Peter, Paul and Mary的版本吧?”

这是林怀民小说《蝉》中的一段,那是1968年的台湾,那个青年林怀民还没去过美国学舞,还没成立“云门舞集”。

六零年代的文艺青年们在森冷的白色恐怖下,是苦闷而失落的。来自西方的民歌,以及民歌所反映出的美国青年文化,成为黑暗世界的一道光,批判的光,理想与希望的光。

几年之后,另一群听着西洋民歌长大的年轻人,开始不想只是唱别人的歌,而是唱自己的歌。

就在鲍勃·迪伦(Bob Dylan)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上周五,关于台湾民歌运动的纪录片《四十年》也正式上演,这是美丽的历史巧合。

这部纪录片脱胎自去年“民歌四十”的演唱会。四十年,是因为1975年民歌手杨弦举办了一场民歌演唱会,而后出版个人首张专辑《中国现代民歌集》引起轰动,而被视为民歌运动的起点。(虽然前一年胡德夫已经开了个人演唱会,名叫“美丽的稻穗”。)接着,一个个年轻人弹起吉他,唱自己的歌。

电影《四十年》的导演侯季然说得好,他拍这部片子并不是要让大家回到那个纯洁的年代,只是进行一场怀旧之旅。的确,七十年代绝对不是一个纯洁的年代,反而是一个黑暗的年代,因为战后建立起的威权体制仍在无情地镇压思想与言论自由。

那也是一个燃烧的年代:一如1977年中坜事件燃烧的火焰,是民众在黑暗时代中点燃抗议的火光。

文化上也是。新一代年轻人希望燃烧出新的光亮,民歌就是战后青年们第一次追求在音乐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并深深改变与形塑台湾后来的流行音乐。

《四十年》这部纪录片并不只是要回溯历史,或者分析民歌的影响,而是要聚焦在人的故事。民歌青年们四十年来的故事:他们有的人(杨弦)从台大远赴美国(这是七十年代的另一种典型精神),有的人(胡德夫、杨祖珺)走入社会和政治运动,有的人(如李宗盛和吴楚楚等)成为台湾流行音乐最重要的创作者、制作人、音乐工作者,有的人后来从商(李建复),有的人(侯德健)去了中国大陆,然后在八九后离开中国后来又回到北京,更多人生病了,老去了,被大家遗忘了,或者仍然在他们的生命中轻轻地唱着属于那个青春时光的歌曲。

这使得《四十年》具有独特的“人”味,你看到岁月在这些熟悉的歌手身上留下的刻痕,也看到他们如何曾经在历史上留下他们的青春歌声。

他们也当然受到迪伦和美国民歌很深的影响。

胡德夫曾在与蒋勋的对谈中(2006年《印刻》杂志)提到他们当时听到西方的民歌充满了反叛气息,非常震撼,深感“美国那些唱歌的朋友,跟我们年纪也差不多,他们怎么会写那样的歌?”几年后在与我的对谈中,胡德夫说:“Bob Dylan是那样写他看到的东西,就像Woody Guthrie讲的,he write what he saw(他写他所看的东西)。……那时台湾很少有这样的歌,会直接把生活反映到歌上的。我也写了《牛背上的小孩》、《大武山美丽的妈妈》,但是一直到《为什么》这样的东西时,我才是在写我看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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