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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写给凯拉韦和其他想转行教书的人的话

多兰:教书确实美妙。我希望凯拉韦和其他有志改行教书者一路好运。但是,请为一些“惊喜”和变化做好准备。

好哇,她终于这么做了。10年前,露西•凯拉韦(Lucy Kellaway)告诉我——她压低了声音,好像这是个罪恶的秘密——她的梦想是当一名数学老师。当时,我决定离开英国《金融时报》去教英语。我很高兴,现在她也决定果断行动了。我改行的时候比她早——在40多岁的时候——但我不后悔,而且我很有信心,露西也不会后悔。

露西并非唯一坦承心存这种渴望的人:我发现,在度过一段整天对着交互式电子白板的职业生涯之后,许多记者有这种渴望,并希望自己可以像我一样“勇敢”。但露西的渴望特别热烈,并且考虑周到。她母亲黛博拉•凯拉韦(Deborah Kellaway)曾是卡姆登女子学校(Camden School for Girls)富有启发力的英语教学主管——演员艾玛•汤普森(Emma Thompson)在给《泰晤士报》教育副刊(Times Educational Supplement)写的一篇专栏文章中称她为“我最好的老师”。露西给我指点了一下她母亲那么受崇拜的原因:“她对女孩们的想法持开放态度。她让她们感到自己聪明、与众不同。”

我把她的话记在了心里,后来发现做到这些并不难。教书的最大回报之一,是青少年真的会提出与众不同、发人深思的观点。请注意,如果你教的是夏洛特•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而不是露西喜欢的三角函数,就更可能如此。

当决定改行去教书时,我已在英国《金融时报》工作了10年——比露西的31年短多了。我在报社时非常享受我的工作:我担任过的职位包括英国新闻副主编、艺术版主编,离职时我是当时的周末版——如今的生活与艺术(Life & Arts)——的联合主编。

但我对教育越来越着迷。我成了我孩子小学的董事和一所综合性中学的学生导师,但那还不够。

我自言自语说,我疯了。我严肃告诫自己,那些教师招聘广告——上面都是张大嘴巴、好奇地注视着热情洋溢(且年轻貌美)的老师的学生——在兜售一种幻想。教书的真实情况不可能是那样的:只要读一读头条、听一听政客们的话,就知道了。最后,我去观察了一些老师的工作情况,然后发现,那美妙的幻想与现实的距离根本不远。当学生兴高采烈地过来对你说“莎士比亚真聪明”,那真是你的黄金时刻。这些深深地打动了我。

所以,我希望露西——还有所有通过Now Teach(现在教书吧)跟她走相同道路的人——一路好运。不会都像《死亡诗社》(Dead Poets Society)和《摇滚校园》(School of Rock)中的那个样子,但我现在有几位同事,都是在伦敦金融城(the City)当过投行家、顾问、保险经纪人和律师之后,转行教书。他们像我一样,喜欢这份工作的多元性和挑战。正如其中一人几天前在喝着教员休息室质量一般的咖啡(露西,不再有随手可取的美味卡布奇诺了)时跟我所说:“我从没工作得这么辛苦过。可我也从没这样开心过。”

然而,也有一些“惊喜”等着你。前同事认为你疯了根本不算什么:学校教员休息室里的同事会认为,你放弃一份光鲜的媒体工作太疯狂了。学生们会认为,你完全是精神错乱。学生曾对我说过的最让我感到羞辱的一句话是:“你上完牛津,结果就只是当老师?”我知道,教育是牛津毕业生最喜欢的职业选择,但当时我并没因为这个感到一丝的安慰。

请为如下的第一次做好准备:当陌生人在活动上问到你的职业时,“我是老师”得到的反应与“我是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完全不同。你认为你不会在意,但你或许会发现,你是在意的。

洛娜•多兰(Lorna Dolan)是七橡树中学(Sevenoaks School)第六学级(Sixth Form)的副主管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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