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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

特朗普行为的根源(上)

王一鸣:大选为特朗普带来了更多观众、更大荣誉、个人满足感、宣泄话语霸权的沉醉感、挥洒个体意志的权力感。

美国大选结束后的第二天,《大西洋月刊》希望得到亨利·基辛格对特朗普是否适合做总统的看法。这名国务家的回复非常简单,他说“我们得搁下这个问题了,他已经是经过民主选举的总统了”。他又说,“没有人能够预见他的对外事务,所有国家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学习(特朗普)。事实上,更为准确的说,是疯狂的学习”。

以下是我的学习报告。谨以标题向那份塑造了半个世纪国际政治基本风貌的电报致敬,向一种远为深刻的人格分析方法致敬,向过往历史中无数次渗透给我们的古老教养致敬。

一、特朗普与自恋型人格

在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记述里,通过雅典人的演说,帝国的根本欲望被描绘为来自利得、恐惧和荣誉。两千年后,霍布斯在《利维坦》第十三章“论人类幸福与苦难的自然状况”里重复了这一古老训诫。在他看来,人类进步的恒久动力也来自于此。而对于荣誉,他认为“每一个人都希望共处的人对自己的估价和自己对自己的估价相同。每当他遇到轻视或估价过低的迹象时,自然就会敢于力图尽自己的胆量加害于人,强使轻视者作更高的估价,并且以诛一儆百的方式从其他人方面得到同样的结果。”

霍布斯笔下的荣誉,是很多伟大国务家毕生从事权势竞逐的核心理据,伯里克利会以之为名,向阵亡将士发布葬礼演说,拿破仑甘愿以永恒的战争为之献祭。然而对荣誉的爱慕,往往是与利益的诱惑和对安全困境的恐惧同时存在的,如果后二者没那么突出,如果贪恋名望成为个体合法性的全部来源,往往容易带来个体欲望凌驾于政体利益之上的灾难。

当代美国对于这样的映像并不陌生。冷战时期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在确保相互凌辱这件事上从来都是寸土不让,从越南战争、克林顿的全球维和行动到小布什的伊拉克战争,无数次领导人的个体意志先行于战争的应有裂痕。立于山颠之城,拥有一定程度的个体英雄主义甚至自恋,是相当正常的事情。在肯尼迪眼里,除了麦乔治·邦迪,所有人看起来都像是傻瓜;约翰逊总是格外注意保管个人物品,哪怕只是一张废纸屑,在他离任后,约翰逊总统图书馆不费吹灰之力顺利建成;而克林顿和奥巴马则永远与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整个任期几乎没有与任何国家的政要建立亲密的朋友关系。

然而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不会有任何一位总统能够呈现出特朗普这样的个人风貌。除了竞选时的帽子和离任时的图书馆,不会有人在任何物体表面频繁刻下自己金色的名字;不会有人在竞选时告诉选民,我们需要一位写过一本名为《做交易的艺术》的书的人来担任总统;即便在离任后,也不会有人敢于说自己就是成功的,而特朗普在竞选之前,就已经将这一点视为上帝的意志。

的确,如果按照霍布斯的释义,利益和恐惧很难成为特朗普前行的动能。对于一名个人资产超过历史上所有总统之和的成功人士而言,“金钱很难再带给我刺激,除非它能继续给我加分”。他所指的加分是人生意义上的,或许可以暂且简单而粗略地理解为——更高一级的个体追求。这种追求与霍布斯描绘的荣誉很像,正如他的著作所提到的,“当人们看错你时,要继续跟着这些家伙(证明自己)。当他们看到你跟上来时,这种感觉很好,我甚至会觉得更爽”。这种追求驱动着特朗普的整个人生,从一名优秀的学生到出色的华尔街精英、再到1987年接受采访时所首次暗示的,“总统是我喜欢的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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