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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报告

2016年如何改变了民主?

FT总编辑巴伯:今年,我们见证了许多不可想象之事,自由社会和民主政治基石已被撬动,我们似乎正在亲历现有秩序的毁灭。

6月21日早上,在英国退欧公投前两天,我在唐宁街(Downing Street)与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见了一面。在25分钟的谈话中,这位首相肯定地对我说,公投那天晚上不会有任何问题。我当时并不完全相信。

事后看来,英国退欧决定了2016年的面貌。这一年,不可想象的事情变为可能,边缘入侵了主流,房地产大亨和电视主持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一跃成为美国三军总司令。

美国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在回忆录《创世亲历记》(Present at the Creation,1969)中,描述了二战后他和其他“贤士”(Wise Men)如何帮助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建立了基于规则之上的自由主义新秩序。这一秩序建立在多个机构的基础之上:联合国(UN)、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北约(Nato)联盟。2016年,在特朗普将北约斥为“过时”、他的军师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将爱沙尼亚形容为圣彼得堡的郊区以后,有时我感觉我们正在亲历这个世界的毁灭。

艾奇逊是东海岸建制派的典型代表。他生前曾当过外交官、律师和学者——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说他是一个专家。这一年来,建制派溃不成军,专家垂头丧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预料到英国退欧。许多人曾声称特朗普不可能胜利。英国主要退欧派人士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抓住了公众的心态:“这个国家的人民已经受够了专家。”

英国退欧和特朗普胜选标志着一个革命性时刻。和1789年或者1989年不太一样,但肯定是对现状惊雷般的否定。一些人嗅到了上世纪30年代的味道,将特朗普描述为一个刚刚露出苗头的法西斯主义者。

对于强人领袖,这是一个好年头: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土耳其的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和现在确立了“核心地位”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但对煽动者而言,这更是一个好年头——他们依靠情绪和偏见过活,取悦和煽动乌合之众。在煽动者当道的这一年,有几个角逐了第一把交椅:英国退欧教父、特朗普的拥趸、英国独立党(UKIP)领袖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誓言要杀掉数百万吸毒成瘾者以肃清菲律宾的残暴的新掌权者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以及不断地惊叹于自己的追随者之多的特朗普本人。

然而,将眼下类比为上世纪30年代在很多方面都是不恰当的。大萧条远非近在眼前。美国经济正接近实现充分就业。在退欧之前,英国实现了自2010年以来就业增长略多于200万。信贷充足。企业利润在上升。问题在于,一部分人群(往往是居住在大城市以外的那些人),没有感受到经济的复苏。

过去10年,英国的实际收入没有增长。根据智库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的数据,在美国,95%的家庭去年的收入仍低于2007年水平。在欧洲,欧元区的失业率依然高居不下,尤其是在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这样的国家。然而,最富有的1%人群(借用现任英国首相特里萨•梅(Theresa May)的惯用说法,这些人也就是“少数特权阶层”)拥有的财富持续增长。

在发达民主国家,一些意义更深远的事情正在发生。部分受到技术快速变革的推动,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因素都在起作用。人工智能、基因编辑、自动驾驶汽车——2016年,所有这些开创性技术的发展进程都加快了。每一项技术都极大地赋予大众力量(智能手机就赋予了每一个人发言权),但也极大的颠覆着现状(人们才刚刚开始感受到人工智能对人类饭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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