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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FT共进午餐

与FT共进午餐:奥利弗•斯通

《华尔街》和《野战排》有细腻之处,让反面人物说出他们的逻辑,但这位名导的新片《斯诺登》倾向性太过明显。

慕尼黑最宏伟的酒店正艰难地在慕尼黑啤酒节(Oktoberfest)期间保持自己的尊严。在把我带向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的电梯里,一位胖胖的澳大利亚妇女几乎就要撑破她的紧身连衣裙,我只好盯着自己的手机看。当我走出电梯,到达拜耶里切酒店(Bayerischer Hof)装有玻璃幕墙的七楼时,另一个巴伐利亚展现在我面前:红色屋顶的天际线以及哥特式的宏伟建筑,从视觉上让人想起意大利。

出于财务上的原因,斯通选择在慕尼黑拍摄有关美国前情报分析员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的新传记电影,斯诺登在出逃香港后泄露了美国政府的大规模监听行为,最终在俄罗斯落脚。我刚参加了面向当地媒体的放映活动,可以证实《斯诺登》具有典型的斯通风格。它叙述了一位爱国青年幻想破灭的过程,就像斯通导演的《生于7月4日》(Born on the Fourth of July)一样。它绝望地哀叹美国对其理想的忠实,就像《野战排》(Platoon)一样。它的雄辩力量让你振作,就像《刺杀肯尼迪》(JFK)一样。它的倾向性让你愕然,就像《刺杀肯尼迪》一样。

斯通到了,他头发蓬乱,彬彬有礼,身穿一身蓝色西装,内搭白色条纹衬衫,没有打领带。已经70岁的他行动并不快,但带有一种退休已久的轻量级拳击手的气场,浓黑的眉毛透露出深藏不露的爆发力,不怒自威,就好像在某个命中注定的晚上,在他喝完第6杯波旁威士忌后,他能打倒一酒吧吵吵嚷嚷的乌合之众,还能把两三个他们的女人带走。“周围的噪音让我难受,”他咆哮着说,我开始为后面那些叽叽喳喳的食客担心。

我提出,午餐是为窝囊废准备的,他笑了,就好像从未在餐桌上听到无数乏味的小丑重复他在1987年拍摄的《华尔街》(Wall Street)中的这句台词。“不过,我现在不饿,”他说道,这解释了他之前已从厨房点了一小份吐司三明治。不过,他愿意喝一点,我们入乡随俗,点了一瓶来自莱茵高地区的雷司令。菜单上有一些奢华的菜品,包括很难寻觅的意大利面caramelle,但我只点了安康鱼,省了前菜,避免与他点的工人午餐那样的三明治过于不同。

在斯通的电影中,主角身边往往有一对父亲般的人物,就像《野战排》片中所说的那样,争着“主宰他的灵魂”。现在,他开始像一位父亲那样说起斯诺登。“这个年轻人怀有很多的信念,你可以说他这样有些傲慢。但他是美国国家安全局(NSA) 3万员工中唯一挺身而出的一个。英格兰根本没有告密者。在某些方面,英国甚至更糟,比如政府通信总部(GCHQ)。”

斯通是在斯诺登流亡莫斯科期间认识斯诺登的,当时他正在为该片做研究。“他是个不多见的人,他让我想起隆•科维奇(Ron Kovic,这是汤姆•克鲁斯在《生于7月4日》中扮演的角色),科维奇魄性非凡,从纽约州马萨波夸(Massapequa)一个传统思维的年轻人成长为一个知名的反战抗议者。我们大多数人在年轻时还没有这种信念。”

这似乎弄反了规律:理想通常是年轻时代的标志。传统思维(或者说面对现实)到后来才会形成。我想知道,斯通在当兵参加越战这段帮助他形成世界观的经历之前,是否具有任何自由主义信念?

“哦,没有,”他脱口而出。“我的青少年时期很保守,我父亲是一位共和党人,坚信共和党的理念。他是一个高智商的人。我猜他在英国将被称为Tory。那时我相信艾森豪威尔和美国方式。去过越南后,我开始质疑,因为那段经历让我看破了一切。我看到官僚主义搞砸了太多事情,非常典型的大象怕老鼠。浪费,反应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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