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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

书评:信息技术与新型全球化

英国为何脱欧?特朗普为何胜选?是技术进步还是贸易导致了美国锈带?《大融合》一书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些问题。

任何一位报纸图片编辑都知道这个套路。如果这是一篇有关贸易的报道,与之搭配的图片就应该展现一艘巨大的货轮,船上集装箱高高堆起。任何一位自由市场的业余倡导者以及一些政府部门的部长也都知道,要想在有关贸易的争论中取胜,你只需要引用一下比较优势理论。

公众对贸易和全球化的认识要么匮乏,要么陷在模型或实例中走不出来,而且这些模型或实例通常更多反映的是20世纪、有时甚至是19世纪的情况,而非当下的现实。鉴于贸易和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在当下被用作解释英国脱欧、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美国总统以及右翼民粹主义在欧洲兴起的原因,进行正确的分析就不仅仅是学术界感兴趣的问题了。

这本来自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 Baldwin)的杰作对上市时间的把握堪称典范。鲍德温是一位高度重视研究现实问题的学者,他是日内瓦国际研究所(Graduate Institute in Geneva)的教授,同时还是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的主席。后者是一个颇具声望的经济学家联盟。

就其所产生的年代及其所讨论的深度而言,诞生于19世纪的比较优势理论是很好的。国家应专注于自身相对擅长的领域:例如19世纪时高工资、资本充裕的欧洲国家就大力发展了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业,印度等收入较低的国家就主要发展农业和小型制造业。因此,在制造业生产率提升的影响下,“大分裂”(Great Divergence)发生了,而这意味着高收入国家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领先优势拉大。

但鲍德温的分析指出,这只是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他的分析框架提出了三种阻碍市场全球化的“逐层递进限制”,即货物运输成本、观念传播成本以及人员流动成本。最初这三种成本是混合在一起的:在早期社会形态中,人们几乎不怎么离开居住地,把信息传递给下一代,吃的也是自己种植生产的食物。导致了“大分裂”的第一波全球化浪潮通过降低实体货物运输成本拓展了市场空间,这主要归功于蒸汽船和铁路的出现。

而始于1990年前后、推动了中国和其他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崛起——更准确的说是重新崛起——的那一轮全球化浪潮反映了限制观念传播因素的放松。数字化以及现代通讯使得监督控制供应链的过程可以分散化,将过去集中在一个经济体境内的生产线分拆为数十道甚至上百道工序,并根据成本和效率指标分发给世界各地的生产商。

鲍德温出色刻画了这一新情况是如何改变各个国家单纯侧重于本国比较优势的做法的,并对一些真实案例进行了讨论。例如,韩国改变了最初在国内运营一整条汽车生产线的模式,转而建设国际化的汽车供应链。随着制造流程被打碎成了一个个单一任务,复杂的生产过程进入了一个更加精细的阶段。部分工人群体发展壮大——他们能以最低的工资提供必要的技能;部分群体逐渐没落。高收入国家的制造业部门需要工人具备非常不同的技能,例如管理和设计能力,而过去对这些技能的要求常见于服务业。

正如韩国的转变一样,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也不再那么急于把整个产业都布局在国内,而是试图引导本国企业融入全球供应链。有时这意味着这些国家需要改变自身的比较优势、而不仅仅是利用。鲍德温举了越南的例子,该国加入了本田(Honda)的供应网络,开始运用引进自本田母公司的生产技术制造摩托车零部件。由此,越南现有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与日本的管理和技术经验结合在了一起,创造出了一种新的专长。那些获得成功的经济体能以很快的速度增长,进而导致了穷国和富国之间的“大融合”(Great Convergence),这也正是鲍德温这本书的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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