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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

当一个时代终结时,我们应该坚守什么?

李楯:我今年进入70了,能做的事不多了。对自己和对朋友们的期许,就只是简单的一句话:“知其不可而为之。”

【编者按:李楯,1947年生,法学家和社会学家,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本文为作者2017年1月10日出席天则经济研究所/中评网主办的2017“新年期许”论坛的演讲修订稿。】

古人说“天意从来高难问”——我不知道等在我们面前的是什么,但是我可以感觉到一个时代过去了。

“冷战”结束后,“人类发展”的概念和“千年目标”提出,人们看好前景,没有想到9•11、2008年金融危机、英国脱欧、2016年美国大选结果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这些事件的发生,标志着一个时代过去了。它需要我们重新认知,重新选择,前景是不确定的。

世界上,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那一轮的全球化结束了;中国国内,改革早就在行动上停滞了,前景是不确定的。

有时候我常想:中国为什么不是发达国家?是起步晚,别人欺负我们,别人怕我们发达,人多资源少,还是我们没有把自己的事做好?我认为主要原因不在前几项,而在于我们没有把自己的事做好。

那么,现在,外部有可能影响世界格局和发展走向的国家的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可能有质的改变——比如特朗普所说的那些,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实现,还是一个未知数。

但情势如果改变,中国想做“老大”,不管是在亚洲,还是在全球,对国内一般人来说,成本会是什么?

由此,就要谈到中国问题,中国的问题是:

第一,权力系统超常强大,权力不受制约,在系统内、外(党内外;国内外)都没有形成有效的反对、制衡。但这种超强的权力,在国内的个人和各类人群的利益面前却不具权威,不被服从——党内出那么多贪官,“政令不出中南海”,就是明证。

社会的关键人群——担任公职的人、经营企业的人、从事专业高层工作的人,几乎失去了价值目标和伦理思考,唯利是图,多数人信奉“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的说法。在国家层面上,维护“核心利益”有行动,实现终极目标无方略,甚至终极目标是什么都说不清了。由此,影响到社会,成为了一种机制,在利益诱惑和生存挤压之下,多数人言行不一,成了机会主义者。

一句话,权力既不受制衡,又不被服从,是中国在结构层面上的大问题。

第二,国家政策在“以人为本”还是“以国为本”、“以党为本”上纠结,或者说,在“以人为本”与 “国(家)-社(会)本位”(国民党在80多年前提出的中心法理)上纠结。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纠结不断。中国在国际人权两公约制定31年、32年后签署加入,在《联合国人权宣言》发布54年后由执政党提出人权入宪,但是至今在人权保障上举措不定。人权,在不同人,不同人群利益不一的前提下,首先是关系到一个个个人的福祉的第一位大事,而不应该只是政治场域中的一张牌。

另外,说到权利,权利是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共同根基。权利中的所有权,特别是所有权中的不动权所有权,至关重要。1982年宪法相对1954年宪法中关于不动产制度的改变,是计划经济体制在立法修宪方面的滞后表现。当中国已经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时,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在立法上的滞后表现,为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设置了难以去除的阻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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