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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谁在支持特朗普的旅行禁令?

邰蒂:外来者引发惶恐的原因之一,是他们看上去会威胁文化秩序。恐惧源于一种观念:“国家可能受到外部危险源污染”。

去年,自由意志主义倾向的华盛顿智库“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统计了一些有关恐怖主义威胁的数据。研究结果(其中一些最近几周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发人深思。

自1975年以来,只有3名难民在美国境内实施了致命恐怖袭击——这3人均为古巴人,且都是在1980年《难民法》(Refugee Act)生效前被接纳的;该法推出了更严格的筛查程序。事实上,如果你看看过去40年的数据会发现,在给定的任何一年,美国人因难民(任何宗教)发动的恐怖袭击而丧生的概率仅为36.4亿分之一。这远低于被闪电击中或被倾覆的自动贩卖机砸死(没错,真会这样)的概率。相比枪支和车祸造成的风险——每年分别造成约1.3万和3.8万人丧生——这也是微乎其微的。

我们应该怎么看这一点?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反对者认为,这是白宫最近的旅行禁令极具误导性(或充满恶意)的证据。在特朗普的行政命令所涉及的7个国家中,自1975年以来没有任何一国的人在美国本土发生的恐怖袭击中杀害过任何一个美国人。然而,在法官阻止了这项行政命令后,特朗普总统在Twitter上发文称:“简直不能相信一名法官会让我们的国家置于这种危险中……人们涌入!可怕!”

如果特朗普真的希望“保证美国安全”,他应该禁止高速跑车和枪支(且不提自动贩卖机)。

然而,看这个问题还有另一种方式:该问题表现出人类在评估风险方面有多糟糕。反对者或许不想承认,但在特朗普颁布行政命令之前,很多人曾支持该命令背后的构想。

1月初对美国选民所做的调查发现,48%的人支持暂停来自“有恐怖主义倾向的国家(即使这意味着拒绝难民)”的移民,而只有42%的人反对(有意思的是,在特朗普真的颁布禁令后,舆情出现反转:本周民调专家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如今反对者占50%,而支持者占44%)。

在心理学领域可以找到我们无法客观分析风险的原因: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韦尔斯基(Amos Tversky)等学者列举了我们大脑中的各种偏见和纠结,它们损害了我们做出理智决定的能力(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的精彩著作《思维解谜》(The Undoing Project)很好地解释了这点)。

***

但还有另一种框定这场辩论的方式:即,我们应该关注整体文化形态,而不是个人的心理问题。毕竟,正如亚历克斯•戈卢布(Alex Golub)在人类学博客“野蛮人的思维”(Savage Minds)上所写的:“人们认为特朗普的命令保护了他们的安全,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缺少对关键事实的了解,还因为连贯的‘信仰体系’……把所有事实联系在一起。”

已故的英国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的研究似乎表明,在很多文化中,外来者引发如此(看似不理智的)恐惧的一个原因是,他们似乎威胁到了文化秩序。按照戈卢布的说法,恐惧源于这样一种观念,即“国家可能受到外部危险源的污染”。对特朗普的很多支持者来说,伊斯兰移民似乎构成“污染”威胁,而枪支和汽车不构成这种威胁——因此后者的风险倾向于被最小化。

这其中有一些重要的潜在影响。最值得一提的是,通过抛出统计数据或者给特朗普的支持者扣上“种族主义者”帽子来对抗人们对移民的“不理智”恐惧,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媒体和政客要把伊斯兰移民呈现为普通人,而不是千人一面的外来者。文化界限需要被重画,或者像戈卢布所写的:“改变心态要求与真人及其整个信仰体系接触,而不是轻视、嘲讽、或者只是核查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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