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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

朱嘉明:中国货币史和“白银纠缠”(下)

朱嘉明:建立在国家信用基础上的各种纸币呈现的是货币扩张和财富贬值,令人不免怀念那个“白银纠缠”的年代。

—— 《白银帝国:一部新的中国货币史》序

《朱嘉明:中国货币史和“白银纠缠”》(上)

(4)“白银纠缠”和“银铜复本位制度”

相比较明代,清代(1644-1911)作为“白银帝国”,其实需要打个折扣。因为,清代货币制度,基本延续明朝 “大数用银小数用钱”制度,前朝纸币教训也使得清朝基本远离类似实验。用比较专业的语言,清朝自始至终所实施的是“银铜复本位制度”。

这个“银铜复本位制度”,是在一种货币体系下,两种货币金属同时充当货币材料,并按照国家规定的比价同时流通的制度,故并非是西方货币学所定义的”双本位制度“(Bimetallism)。一般来说,清代的“银铜复本位”具有如下特征:银钱供给的数量以及银钱比价,决定社会货币供给总量;国家完全放任白银供给和流通,白银偿还能力具有法律保障;政府视制钱为整个货币制度的核心,关乎国计民生,故国家垄断铜钱铸造,政府控制铜的生产与贸易,铜钱并非辅币,而是货币;白银和铜钱两种货币功能互补,大宗交易多用银,零星买卖通常用钱;国家对银钱比价没有法律约束,因市场上的供需状况而变动。

《白银帝国》彩色插图,西方视野中乾隆见外国使节,出自维基

在“银铜复本位制度”之下,特别是至19世纪中叶后,清代货币体系日益复杂,除了金、银两、银元和铜钱之类的金属货币之外,还包括外币、私票、各种银行券,构成了多重的“比价”和“汇率”。其中,对清王朝困扰最大的是“银钱比价”、“金银比价”、“银银比价“和“双重汇价”的交叉影响。

“银钱比价”,源于银是贵金属,铜是贱金属,银价波动,铜价自然跟进。只是银钱的比价是反方向的:银贵则钱贱,银贱则钱贵,形成“银贵钱贱”和“钱贵银贱”的交替循环。“金银比价”,源于金银都是贵金属,金的价格透过银实现,银的价格透过金实现。金银比价是金融货币史中最基本的比价。金银比价的变化,主要取决于金银供给数量的起伏,或金银的相对充裕程度。清代的货币史,其实是白银逐渐成为主体货币,需求不断增长和白银购买力不断提高的历史。在16、17世纪,世界的金银市场处于分散状态,比价变动周期较长,幅度有限,频率缓慢,对中国国民经济影响还不那么强烈。18世纪后,全球形成了若干金银主要交易中心,白银价格呈现频繁的升降,且幅度加大,比价周期显着缩短。自1870年代,全球开始确立“金本位”制度,深刻影响了金银比价结构和频率。从此,中国货币经济愈来愈受制于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银银关系”,源于18世纪的最后25年,银元开始在中国成为一种广泛流通的货币,甚至成为其他银币的价值尺度。这样,在中国的生银和银元之间,就产生了“银银”比价关系。因为“银银”比价,并没有法定比价,于是自发产生“洋厘”行市。直到1933年的“废两改元”成功和确立银本位,外国银元彻底退出中国历史舞台,维系八十余年“洋厘”行市最终消亡。至于“双重汇率”,是指对外贸易以白银结算,涉及金银汇率,或者白银与英镑、美元等货币的汇率;对内则是银钱汇率,由银铜两种金属的相对供给决定。“双重汇率”连接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

之所以清代还是“白银帝国”,主要因为白银自始至终是财富的基本形态;白银是基准货币;白银是国内跨地区贸易的交易货币;白银流入的数量以及白银价格的变化,直接影响货币供给规模;银价是物价的主要机制;政府财政收入主要税种与白银密不可分;白银是窖藏的货币财富;白银是会计制度基础。一言以蔽之,白银支撑着国民经济的运行,若是没有白银,整个货币体系必然陷入混乱,甚至倒塌。

(5)“白银纠缠”与自清末、北洋政府到南京政府的“废两改元”。

中国自15世纪开始白银货币化,不等于就自然确立了“银本位”。从1870-1890年代,世界主要国家普遍实施“金本位“,西方国家建立了 “金本位的游戏规则”,白银地位全面跌落。中国没有成为金本位国家,不可能成为“金本位的游戏规则”的受益者。从此,中国的”白银帝国“光环开始暗淡无光。到光绪年间(1884—1908)中后期,尤其看到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后实行“金本位”,在光绪皇帝和同代精英中,逐渐形成中国货币制度需要根本性改革的共识。所谓根本性改革就是要选择究竟实行“金本位”,还是通过“废两改元”实行“银本位”。

徐瑾在《白银帝国》中,提及了在这样的历史节点,美国货币专家精琪(Jeremiah W. Jenks,1856-1929)于1904年向清政府提出的以“金本位”为目标,导入金汇兑本位制币的改革方案。其基本要点包括在于以相当于白银一两的黄金为单位货币,金银币间比价维持1:32,由清政府在伦敦等地开立信用户出售金汇票以维持比价,且启用外国人担任司泉官,即掌管货币金融部门。精琪方案不仅符合历史潮流,考虑到中国国情,而且具有可操作性。但是,当时的中国,货币主权观念已经在中国传播,加之各种利益集团的反对,尤以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反对最为有力,精琪的方案遭到清廷拒绝。这是不可弥补的历史遗憾。之后,清末的币制改革走上了以“废两改银”为核心的轨道。为了推销货币改革,光绪三十年(1904)创立的户部银行,几年后,户部银行更名为大清银行。宣统二年(1910),朝廷先后颁布《大清银行则例》和《币制则例》,从法律上确立银元的合法性,保证银本位制度的建立,并规定大清国币单位定名为“圆”,即“龙洋”。清末中国究竟铸造的龙洋的数目,无法精确统计。可以肯定的是,龙洋进入流通,大幅增加了铸币供给量,银两的存量减少,推动了中国货币制度从称量到计数,银钱平行本位向银本位的转变。

1911年,发生武昌起义,清朝被推翻。在民国初年,朝野上下的主流是在中国建立“金本位”。1914年2月,北洋政府颁布《国币条例》和《国币条例施行细则》,铸造袁世凯头像银币,实行银本位制,其实是过渡性质的条例。1915年,北洋政府拟定《修正国币条例草案》,确认将来过渡到金本位制;1917年,北洋政府颁布《金券条例》,准备实施金本位改革。但是, 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反帝爱国热潮,严重阻碍原本希望很大的“金本位”改革。自此之后,中国彻底丧失了建立“金本位”的历史机会。顺便要说的是:梁启超实属为在中国实现“金本位”而努力的最后一人,他一定会为这个夙愿未能实现而抱憾终身。

北洋政府继续实施金银自由流动制度,国际市场的金银比价直接影响中国的货币供应量。中国无法摆脱白银的国内需求依赖国外进口的局面,世界银价的变动自然对于中国的币制及其经济影响甚巨。中国更无法改变对白银市场定价权的被动处境。金银波动成为世界货币金融体系对中国发生影响的最重要方式。中国货币供给属于“不可控外生变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银价波动。进入1920 年代,英国主导回归“金本位制度”。金银比价大幅度震荡。白银汇价涨落,对中国的国际贸易、货币供给、利率、偿还外债和物价,一句话,对国计民生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至1920年代末,英国回归金本位的失败,诱发了世界性经济紧缩和经济危机。进入193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金本位制瓦解,世界主要国家发行不兑换的纸币,贷币流通和信用制度遭到破坏,实施赤字财政,推行通货膨胀政策。在1929年至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全球金融市场完全处于失序状态,股票暴跌,银行倒闭,信用危机,企业也随之大量破产。在这样的背景下,南京政府时代,有中央银行,却没有形成系统的“货币政策”体系,这不等于南京政府时代没有“货币政策”意识和行为。南京政府断然选择1933年完成从“废两改元”,确立银本位。希望幸免于这次世界性大萧条。但是,毕竟“废两改元”是逆时代货币制度潮流的,并没有能够有效地抑制和化解中国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

(6)“白银纠缠”的极致和终结。

193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宣布美国公民持有金币、金块或黄金证券为非法。1934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了《一九三四年购银法》,立即刺激了世界白银价格上涨,导致中国多米诺骨牌效应:白银大规模外流,为过去五百余年所未有,引爆了从1934年夏季至1935年的“白银风潮”。进入1935年,白银存底继续减少、通货紧缩、利率上升、公债跌价、银行倒闭、物价下跌、企业破产、失业增加,而且涉及货币经济的主要环节,中国陷于全面经济衰退,形势坏到不容再拖的地步。1934年至1935年,一方面,中国这个昔日的“白银帝国”已经是只纸老虎,另一方面“白银纠缠”造成的“剪不断、理还乱”发展到历史的极致。

南京国民政府终于清楚地认识到:从表面上看,中国是美国新白银政策的牺牲者,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银本位”。只要继续银本位,中国货币经济受制于国际白银价格,非中国可以左右,白银价格的上升引发严重的通货紧缩,白银价格下降则导致通货膨胀。任何在银本位框架内的改革,都没有出路。唯有废除“银本位”,方有可能遏止白银外流,结束以白银为主要形态的货币供给完全失控的态势。

1935年初,中国秘密通知美国,计划放弃银本位,采取金银复本位,并将这种新货币与美元联系,以稳定中国的汇率。时至1935年下半年,国民经济已经恶化到崩溃边缘。11月4日,时任中华民国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发表《关于发行法币的宣言》,宣布废除银本位,并立即实施停止白银合法出口、白银国有化、统制银行系统、垄断货币发行权、严格外汇和黄金管制政策。

1935年的法币改革的前提是:法币和外汇需要有稳定的汇率,法币是可兑换货币,主要是英镑和美元。为此,中国需要美国的支持。经过中国和美国的白银谈判”,于1936年签订《中美白银协定》,该协议成为美国支持法币改革的法律保障,标志美国和中国正式实行货币体系的合作。“货币制度中的相互联系背后,其实是对利益同盟的确认”。为了保证法币政策之实施,维系法币的可兑换性和汇率稳定,需要外汇自由买卖制度,这意味着国家需要有足够的外汇,持续实行白银国有化,强化国家对金融部门的垄断统制。

法币改革存在着显而易见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法币改革意味着中国在没有经过金本位过渡阶段,完成了货币现代化,降低了商品市场的交易成本,推动中国形成统一的国家市场的进程,对国民经济的效益明显,有助于国民经济走出萧条。法币改革与中日战争的时间相当接近。对于中国来说,法币改革加快了中国形成民族国家的经济共同体。另一方面,国家彻底垄断货币铸造权,国家全方位统制金融体系,开启了政府超量发行之门。“法币却如同历史中的其他中国纸币,从稳定到轻微通货膨胀,再一步步陷入高通胀而不可自拔,最终导致了金圆券的推出。民间白银和黄金外汇一起,再度成为被掠夺的对象,演绎了中国金融史上最为疯狂的一幕”。

南京国民政府主导的法币改革已经过去了八十年。但是,关于如何评价法币改革的历史地位,却始终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但是,无论如何,因为法币诞生,作为“白银帝国”的那个中国寿终正寝,也因此彻底终结了“白银纠缠”。然而,如今,建立在国家信用基础之上的各种纸币,呈现的是永无休止的货币扩张和财富贬值,以致人们不免怀念那个令人又爱又恨的“白银纠缠”年代。

徐瑾在《白银帝国》的结尾如是说:“以海外白银流入开始,以收缴真金实银结束,这就是中国白银五六百年的循环。期间有无数王朝的兴起与陨落,也有不少人杰的努力与奔走,一切都在历史之中回响,历史的循环之中,有无数天问等待答案。答案是白银,也是人性的贪婪,更是制度的大失败”。这是一个颇有历史空间感的结语。在世界范围内,研究货币经济,特别是研究货币经济历史,其实是一个少有遐想和拒绝浪漫的工作,更多是要面对严酷史实和严密的历史逻辑。如果用军事语言,货币经济研究始终处于冷兵器时代,那里的每件武器都是笨钝和沉重,锈迹斑斓,显然是以男性为主体,少有女性的领地。然而,前些年,在台湾,有一位历史学家林满红女士,她的《银线》(China Upside Down),将19世纪中国经济历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高峰;近年来,徐瑾以她的《印钞者》和这本《白银帝国》,将史学家冷僻的工作,加以大众化书写,为货币经济历史的疆域创造了一个独特的风景线。

2016年9月27日,台北阳明山

注:本文为徐瑾新著《白银帝国》序言,更多试读在微信公号《徐瑾经济人》,FT中文网获得授权首发,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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