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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态常春藤

联合国中文组组长何勇:外国人其实不了解中国

思来想去,何勇觉得让外国人了解中国的最好方法,就是到中国去。2003年他发起了“南京大学暑期中文培训班”。

【编者按】在很多人眼里,美国常春藤学校的学生或许带着名校光环勇往直前,所向披靡。大家听过他们的事迹,知道他们的成就,但这其中也有叛逆的青春,与非同寻常的过往。FT中文网与“思睿说”联手推出专题“百态常春藤”,一窥立体的藤校人故事。

“我去联合国工作其实是个意外”。

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士毕业后,何勇进入华美协进社 (China Institute) 工作。他在华美协进社工作期间又创办了华美人文学会,曾邀请余秋雨、白先勇等学者与在美华人交流分享。那时候,他以为工作可能会如此一成不变地进行下去。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到联合国中文组在招聘,于是趁着一个午饭的功夫,决定去试试看。谁成想,就误打误撞进了联合国,一待就是15年。

纽约近零下十度,他深色的外套里穿着一身黑色正装,白色衬衫搭配红领带,戴着金属边方形眼镜。何勇在这座国际都市生活了三十年,习惯这里的辉煌,也适应这里的暗淡。他面色和悦,慢斯条理地和我讲起了三十年前的老故事。

上山下乡期间学英语

何勇刚升入初中时响应上山下乡,和一群青年去了江苏省宿迁县。农村里没有丰富的业余生活,特别冬闲时。于是他想起来家里有很多英语书,开始自学。

“当时没有人教,也不受到家里人和外界鼓励,我找了本字典,开始一个字一个字查,”何勇说,当时宿迁有一位从南京下放来的中学老师,虽然两个人住得不近,但冬天无聊时他常会走路两小时去老师家找他聊天,聊一些英美文学作家和小说故事。生活苦,他用文学添了点糖。

那时候他听说一些地方的知识青年,在农村里闲着没事便在门上写对联。当地农民不知道写的是什么内容,以为是反动标语,于是就把门拆下来送到公社里面。

在那个时代,学习英语很可能会让他带上反动的帽子。于是我问他,自己学英语有没有害怕被发现,他回答:“没有太害怕,因为学习是自己的事情,平时也不会和农民讲这件事。”

1975年,高校恢复招生。高校招生需要工农兵推荐,宿迁县有50多人在志愿一栏都填了英语。

何勇说,当时有一个英语系的老师来问大家问题,谁会回答或者愿意回答可以举手。“农村的考生基本都没学过英语,最后就是我一个人回答。”正因如此,他顺利考入徐州师范大学成为了一名英语系的学生,1978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八年。

阴差阳错上哥大

何勇教的第一届学生是1978级,高考恢复后的第二年。高考由于刚刚重新开放,对于报考学生没有年龄限制。当时他班级里最小的学生16岁,最大的31岁,而那一年,他23岁。

八十年代,中国掀起了一波留学热潮。何勇听经常在一起聊天的朋友说在申请出国留学,他也动了心,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尝试申请了20几个学校。

当年不像现在,托福考试多个考场,考试费用考生也承担得起。当年何勇的工资只有40块人民币,根本无法负担50美金的托福考试费用,再加上托福考试只在香港设有考点,按八十年代的情况,内地考生前往困难。

于是何勇给哥伦比亚大学写信说明情况,学校录取办公室免去了他的报名费用。不久后,他收到哥大的录取通知,但没有提供任何奖学金,昂贵的费用让何勇差点望而却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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