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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解严

台湾为什么在三十年前选择走向自由化?

薛化元:在历史脉络中,蒋经国是台湾解除戒严的重要推手,也必须负起解严后“转型正义”受阻的主要责任。

编者的话:今年,是台湾宣布解除戒严30周年。FT中文网邀请学者和媒体人撰稿,尝试从不同角度来分析,解严对台湾这一代人的影响,以及80年代留给台湾社会的资产和限制。以下是本系列的第一篇文章:为什么台湾选择告别旧制度?

1949年5月20日,台湾宣布临时戒严(Martial law),但是并未依法呈报政府中央核准,8月,省政府主席陈诚呈请行政院核准将台湾(纳入之前的全国戒严令)划为接战区域,中央政府核定后,1950年1月开始实施。而在戒严令下达之初,就制定了“台湾省戒严时期防止非法集会、结社、游行、请愿、罢课、罢工、罢市、罢业等规定实施办法”,限制人民的基本人权,直到1987年7月15日才告解严。当年总统蒋经国作为政治强人,同意解除戒严,是影响台湾后续政治发展的关键转折。

蒋经国当年决定解严,与国内外要求改革的压力有关。

“党外”与美国同时要求改革

1979年,美国不再承认中华民国政府,而以《台湾关系法》(The Taiwan Relations Act)规范美国与台湾关系。自1980年代以降,美国根据《台湾关系法》,国会透过听证、通过决议案,以及行政部门以“美国在台协会”为媒介,持续对台湾的自由、民主、人权发展表达关心。美国更加重视台湾政治改革及自由人权的发展,是后续台湾的政治改革有利的外在因素。至于解除戒严的政策,实际上也受到来自美国压力的影响。

而在台湾内部,除了非国民党的党外人士持续主张改革和解严外,中小企业主和专业人士为主的新兴中产阶级也倾向支持政治改革。虽然国民党当局掌握了庞大的资源,和有力的选举动员,党外诉求改革主张,透过定期的选举仍然吸引相当的支持,这也迫使国民党当局必须面对解严等改革要求。

此外,蒋经国执政的1980年代,发生多起的弊案与涉外人权案件,也迫使主政者不得不采取改革的措施。这些包括1981年的陈文成博士,在遭到警备总司令部(当时为台湾维护公共安全的机关,隸属国防部,简称“警总”)约谈后,被发现陈尸于台湾大学校园内的“陈文成事件”;以及1984年,军情单位派人暗杀旅居美国旧金山以撰写《蒋经国传》闻名的华裔美籍作家刘宜良的“江南事件”。尤其江南案还牵涉到蒋经国之子蒋孝武,引起美方高度的关注。面对上述对蒋经国总统及国民党本身威信带来相当大伤害的一连串事件,1985年底,蒋经国公开声明:继任总统必依宪法产生,蒋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任总统,明示蒋家将退出台湾第一线的政治领导工作。

1986年党外人士突破党禁,宣布组成民主进步党,直接冲撞戒严体制的底线。作为政治强人,蒋经国在民主进步党宣布成立之际的政策决定,有关键性的影响。当时,包括军情机关的保守派势力主张强力镇压,但蒋经国拒绝了逮捕相关人士的建议,在国民党中常会宣示:“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作法,在民主宪政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另一方面,蒋经国则借着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董事长葛兰姆(Katharine Graham)采访的机会,表达了将推动改革,但提出了“不得违背宪法或主张共产主义,或主张分裂国土”(这也是本文接下来会提到《国家安全法》的三原则)的改革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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