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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解严

台湾为什么在三十年前选择走向自由化?

薛化元:在历史脉络中,蒋经国是台湾解除戒严的重要推手,也必须负起解严后“转型正义”受阻的主要责任。

另一方面,1991年终止动员戡乱后,由于旋即发生“独台会事件”。被逮捕的嫌犯主要是因为接触史明的言论、著作而获罪,使国人及政治人物重新省视台湾的“非常刑法”对人权的箝制问题。而在舆论、社会运动及反对党派的改革诉求下,当时总统李登辉主导的国民党当局决定废除《惩治叛乱条例》,修改《刑法》100条,终结白色恐怖,在某种意义下是台湾落实自由化改革的重要里程碑。

尔后,再透过历次的《宪法》增修条文的修正,完成了地方自治法制化与总统直选的工程,1996年第一次总统直选,人民透过定期的选举可以决定执政者,而完成了民主化最关键的改革。

2000年台湾完成第一次政党轮替和政权和平转移。不过,台湾对于长期“非常体制”侵害人权的历史问题,并没有进行深入的历史检讨,“近代立宪主义”(constitutionalism)将人权作为宪政体制的优位价值,并未深入政治体制的运作。

未竟之业

虽然台湾名列自由社会之林,除了对外如何走向正常化之外,内部如何进一步扭转“非常体制”,并透过转型正义,落实民主巩固也是重要的工作。

由于国民党当局推动解除戒严及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基本上是回应要求改革的压力,对于相关法规,往往出现删除“戒严时”、 “动员戡乱时期”、 “非常时期”的名称,但是却没有针对法律的违宪问题进行修正。导致台湾在自由化、民主化改革有了相当成果之后,集会游行、结社等基本自由,仍受限于“事前检查”的违宪机制,甚至不准以“台湾”为名结社(为此声请释宪的台湾法学会,在大法官解释内政部的规定违宪后,在1999年已完成更名立案)。在此一部分,有相当部分透过司法院大法官的“违宪审查权”,逐步要求修改。不过纵使被宣布违宪,仍然有行政机关不愿配合施政,或是囿于“朝小野大”在立法院也无法顺利修法。

以2001年10月通过的大法官释字第530号解释为例,指出台湾司法院依照宪法组织必须调整作为实质的最高司法机关,便难以贯彻。而在落实直接民主方面,高门槛的公民投票规定,已有“鸟笼公投”之称,加上超高门槛的“修宪”规定,更使透过修宪完成进一步宪政改革,几乎没太大可能性。这在台湾民主体制进一步调整上,形成了障碍。

更严重的是,执政者以拥有民意支持为由,行政权乃至警察权滥用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有效抑制。特別是在2008年以后,人民进行集会游行,遭到公权力滥权侵害,时有所闻,而且纵使进入司法程序,也无法有效找到违法加害者。

至于转型正义,则是台湾政治改革的“未竟之业”。一般而言,转型正义是一个国家从非自由民主体制转型到自由民主体制之后,再以自由民主体制的价值对过去政府及其相关组织或是个人对于人权的侵害,重新做历史的评价,其主要目的在于记取历史教训,以避免类似的状况再发生,达成巩固自由民主的效果。

如前所述,解严之初,蒋经国基于统治的安定性考量,回避了历史的检讨。而在李登辉时代,针对台湾历史上最严重的人权侵害问题,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案件,陆续制定专法,透过官方成立的基金会,进行对受害者的补偿/赔偿,在陈水扁执政时期,开始发放回复名誉证书。政党再轮替后,马英九执政时期则维持原本的作法,不过对于历史责任的追究,并未进一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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