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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中国海

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南海?

薛力:作为崛起大国,中国有必要跳出南海看南海,制定新的方略,服务于中国崛起为综合性世界大国的战略目标。

把南海比喻成中国的“澡盆子”或“游泳池”并不恰当。但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几个近海海域乃中国在全球大洋“戏水”的“热身地”。如果两地的游戏规则完全不同,或者为“热身地”制定特别规则,则达不到“为全球戏水而热身”的目的,将变成“为热身而热身”。中国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地中海军演、穿越塔纳加海峡、出现在夏威夷周围专属经济区、加大“前出”宫古海峡的频度等,都表明中国的海洋政策正在发生调整。

因此,在处理南海争端的过程中,宏观上需要协调“南海的权益主张”与“非南海的权益主张”,微观上不宜太强调“限制其他国家在中国专属经济区的军事活动权”与“为自身战略核潜艇谋求足够的活动空间”。

4.如何协调东海、南海、黄海的海洋主张?中国目前的海洋主张不够清晰:在黄海的主张基于国际法特别是公平原则;在东海的主张基于国际法特别是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在南海的主张则基于国际法与历史性权利。这是不够的。韩国认为中间线原则体现了公平原则,中国的公平原则具体是什么?日本认为冲绳海槽并非大陆架的终点,而是偶然的地理凹陷,中国怎么从科学上回应日本的看法?历史性权利主张已经存在一代人,能不能集中全球智慧予以清晰化?只要下决心去做,大有可能。这将明显促进海洋争端的解决,也消解了不同主张之间的张力、减少了外界疑虑。“黄海的主张基于经调整的中间线,东海的主张基于中间线与大陆架相结合,南海的主张基于国际法加上清晰化的历史性权利”,是比较现实的做法,应该成为中国海洋政策调整的主要方向。

黄海划界因为涉及中、朝、韩、日等多国,与东北亚复杂的安全与战略环境相勾连,目前处理尚未成熟。东海争端处理的难度更大,这不仅仅因为钓鱼岛处于日本的实际控制下,还因为日美同盟的存在、中日间正经历力量对比的变化、两国不同的战略取向(中国的大国崛起与日本的“国家正常化”)、历史恩怨、领导人个性、缺乏改进政治关系所需的必要信任度等多重因素。相形之下,南海是中国可以更好发力的海域。在南海争端中取得的进展,也有助于东海与黄海争端乃至台湾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中国领导层在通盘考虑后作出决策,大力推进南海问题解决进程。

对中国来说,台湾问题的重要性无疑高于南海问题、东海问题与朝核问题。但中国在朝核问题、东海问题上可以发力的空间有限,南海问题就成了现实选项,而且迫切性在凸显。考虑到区域外大国特别是美日在南海问题上的介入、蔡英文根深蒂固的“台独”偏好,中国在处理南海问题时,就不能不考虑如何“拉住”东盟、防止东海问题与南海问题联动、并为台湾问题的解决“减负”。

5.如何看待南海争端在中国-东盟关系中的位置?在处理南海争端时,东盟国家特别是东盟声索国侧重“管控分歧”,而中国侧重于“强化合作”。为此,东盟声索国力主尽快制定“南海行为准则”。而中国认为南海争端的解决是个长期过程,“南海行为准则”无法消除争端,更现实的做法是:强化合作,做大共同利益的“蛋糕”,通过功能领域的合作增进互信,最后导向南海问题的解决。为此,中国整体上把南海问题当作中国-东盟关系的一部分来处理,不希望这一问题影响到双边合作的强化。但是,也顾及到东盟特别是其声索国的关切,推出了“双轨思路”,适当加快了“南海行为准则”的制定进程,于2017年5月18日与东盟十国审议通过了“南海行为准则”的框架文本。这比预定的截止日期提前了一个多月。这是一个“全面的、照顾到各方利益和关切”的文本,包括前言、目标、原则和基本承诺等内容。但这个内部文件“只涉及相关要素,还不是具体规则”,“准则”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适用海域、是否建立争端解决机制等问题,将留待下一步磋商。可以预期,如果在这些东盟声索国十分关注的问题上没有取得某种突破,“准则”的效用将受到影响,他们将坚信:中国还是不愿意置身于一个有较强法律约束力的多边制度框架内,可能还会凭借实力采取一些单边行动。作为应对,他们很可能强化与域外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安全合作,与中国的经济、安全合作将受到影响,即影响到“一带一路”在东南亚的落实。因此,对于中国来说,“进入有法律约束力的多边框架、在框架内推进南海争端的解决进程、落实‘一带一路’建设”也就成了必须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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