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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

对话竹中平藏:日本太舒服而没法改变

竹中在日本处境有点像王安石,其评价趋于两极化,这也映射时代的矛盾;人们对小泉改革情感复杂,揭示了一个国家现代化道路的曲折。

竹中平藏(HeizoTakenaka)可能是在中国人气最高的日本经济学家。

他的身份除了是经济学家之外,还是政治家,曾历任小泉纯一郎(Junichiro Koizumi)首相时代的经济财政大臣、邮政改革大臣及总务大臣等职;竹中不仅是小泉时代资历最久的内阁成员,更堪称小泉改革的“马前卒”,始终处于改革最难的一线,无论是金融改革抑或邮政改革,因此也被誉为“最了解日本经济的人”、“小泉改革的总设计师”。

有意思的是,竹中毕业于以经济闻名的日本一桥大学,曾经任教于哈佛大学,主张市场化改革,无论对于强调平等的日本社会,抑或派系丛生的日本政坛,还是以东京大学毕业生为主的官僚系统而言,他都是一个个性十足的外来者,但是他以自己的方式,在主张平稳日本社会留下自己强烈印记以及个人影响。

某种意义上讲,竹中在理念上类似中国的张维迎,但是他又曾历任内阁成员,一手奠定小泉改革,从与政府的位置关系来看,他又有点类似中国的林毅夫;在其位高权重之时,甚至被称为“经济改革沙皇”,其政治遗产评价也趋于两极化,就此而言,竹中在日本的处境甚至有点中国王安石的味道。

一个人,身兼自由市场理论又能将理论付诸实践,在学院学者习惯远离公共空间的日本,竹中这样的身份和经历并不多见。

2017年,我应邀在东京大学担任客座研究员,研究题目是中日经济比较,竹中平藏自然属于应见之人。来日本之前,我就读过不少竹中的书和文章。如前所言,竹中基调是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对此我大致认同,在研究中日经济对比时刻,心中暗自自问,竹中的方向不是缺乏竞争的日本社会所需要的么?

在多数中国人眼中,日本大概属于资本主义世界,然而日本社会实际上又有着强烈追求平等与缺乏竞争等特点,甚至不少日本人都告诉我,日本是社会主义经济。在80年代之后,日本模式曾对于中国经济也有不菲影响。

从这个角度讲,中日经济之间的故事,某种意义上,或许可以类比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社会主义中级阶段的故事。

然而,即使竹中很重要,计划拜访之前,我却曾一度设想是否没多大必要——采访一个自己比较赞同的人,好像信息量不大,也不是很有趣。不过到东京后,我发现不同人等对于竹中评价差异却很大,这是之前未曾预料的情况,倒显得见下本尊很有必要。

备受爱戴的改革家、谦和严谨的经济学者、百折不挠的政治人物——这是中国媒体报道中的竹中平藏,充满正能量却略显高大全的单调。和中国经济学家热衷公共发言不同,日本经济学家多数安于学院生活,和大众沟通并不那么多。

竹中不同,按照日本人的说法,他很有名。在东京访学期间我和不同人等交流,聊起竹中,几乎无人不晓,除了官员学者之外,一般老百姓和小企业家也很熟悉。

与此同时,对他的评价却充满分裂,有人很喜欢他,也有人强烈地表示不喜欢他。不喜欢的理由多种多样,从个人风格到理念政策,比如东京大学一位教授就对我表示,“我们最讨厌这个人了,他只了解美国而且还只是新自由主义一套,却来应对日本的一切。”

有人甚至困惑地反问我,中国人为什么喜欢竹中平藏?“因为,竹中被中国媒体视为改革者吧”。我一边如此回答,一边思考中日信息差的根源。

“改革”在中国变得含义复杂,定义不断被置换,也在被改写,FT的老外同事也为此困扰发问。改革在不同人的理解中有不同的含义,既可以是壮士断腕般悲壮,也可以只是小修小补,甚至可能是进一步退三步。报道竹中时候,不少中国同行通常更多关注他作为一个改革者形象对于中国的象征意义,对于他在日本真实处境可能既不完全了解,或许也无耐心倾听,在交流中迫不及待地借他推导出下一步中国道路,即使竹中本人的研究方向与主要兴趣都不是中国。

对竹中评价趋于两极化,已经超越竹中本人问题,恰恰映射时代中的矛盾真实:不仅反映了人们对于小泉时代改革的复杂情感,更揭示了一个国家现代化道路的曲折。

当我有机会和竹中面对面聊天时候,除了结构性改革、小泉遗产“安倍经济学”(Abenomics)之外,我也直白地表示外界对他的一些评价,好奇他如何看待一个相对保守的社会对于改革的接受度?竹中表示自己深知改革不易,日本又是一个太舒服而没法改变的社会,但是这种舒服状况不会持续太久,而自己关于市场化的思路一直没变,恶名总比无名好。

竹中平藏(左)与采访者徐瑾,徐瑾提供。

见竹中的时间很早约定,地点是在他目前任职的保圣那集团(Pasona)总部,这是一家人力资源公司——2006年,竹中平藏随小泉辞职,他重返学界,回到日本首屈一指的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直到2017换到东洋大学),三年之后出任Pasona集团董事长。

说起来,出任商职也是有人对竹中有意见的地方,尤其觉得他执政时候呼吁打破终身制等工作模式,却在下野之后从事人力资源相关工作。类似的可以比较美国官员。2007年格林斯潘从美联储任上卸任后没有几天,即在雷曼组织的对冲基金经理聚会上演讲谈论经济甚至货币政策,而没多少人为此公开指责格林斯潘。竹中的做法并不违规,甚至也可以说知行合一地贯彻自己的人才理念,但人群中对此却不乏窃窃私语。看起来东京比起华盛顿,似乎对于离任官员的道德要求更高。

这家公司位于东京金融机构云集的大手町,可谓寸土寸金,见面时间是早上八点过一点。

此刻距离上班之前还有不少时间,大堂已经人来人往,我们提早了到了十分钟,不得不在边上晃悠一下,观摩一下这座大楼,目的既是为了不妨碍他人,同时也不要让接待的人觉得我们早到而不安。

这一座八层的建筑,在高楼林立的大手町显得与众不同,据说办公楼是由一栋五十年历史的建筑改建。更为有趣的是,整个建筑犹如一个立体花园,大堂种有水稻,还有各类瓜果与鲜花,加起来据说超过数百种植物。中庭和外部窗户看起来郁郁葱葱,加上身处闹市之中,难怪有人评价是室内森林。

离见面时间差不多还有四五分钟的时候,秘书来大堂接我们,彼此出现的时机也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我们一行上了因满满当当而略显狭小的电梯,因为目的地是最高的八楼,中途只好一层层先出去,好让先到的人出去,如此几次,到了顶楼,往里走了一会,进了最里面的转角办公室。

我之前听闻传说竹中的办公室很大,进去之后觉得还好,不过装饰风格颇为传统,在办公桌和接待处做了隔断,看起来多了些层次感。

竹中平藏本人从办公桌边迎接出来,满脸笑容,身材中等,发型果然和小丸子有点类似,看起来很亲近。我解释此行目的是考察对比中日经济,还特别拿出一本他的中文版书请他签名。竹中很耐心倾听,一一照办。

“竹中先生您好,我来日本之前就知道您,印象一直是日本的改革者,但是这次来到日本访学,和不少人接触交流,听到不少对您的批评。您回顾自己在小泉时候的改革经历,有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呢?”采访时间很短,我决定单刀直入。

竹中是大忙人,大家都知道。即使对胡舒立这样的中国老朋友,采访的时间也不多。听日本媒体朋友介绍,最近有本以竹中为主角的非虚构作品获奖,作者是日本前资深媒体人,虽然书的主角是竹中,基调还算正面,却没有争取到采访他的机会。

对于以这一问题作为开始,竹中稍显诧异,他略作停顿回答说,“可能没有什么人会因为改革还不够而批评我,大多数(批评的)人是属于既得利益群体一方,因为有了改革他们利益受损,所以批评我以及此前的小泉(纯一郎)首相。” 定神之后,他的娴熟应对显示了一个前政治家的圆滑,”话说回来,还是看您和谁见了面和谁谈了话,可能批评我的人多数人还是觉得自己利益受到损害的人。就算是小泉首相,也收到了很多批判,但他认为就算留下坏名声也好过没有留下名声,也就是恶名胜过无名。”

我解释一下,说自己也接触一般民众,和他们聊天,他们中不少人生活从小泉改革之后没有改进。有意思是的是,我和一些即使以往支持结构性改革的人聊起,他们多少也认为小泉改革或许难以避免,但有点硬着陆的感觉,民众因此受到伤痛,尤其是不少人丢失了固定工作,薪资也没法上涨。

听到对改革的批评,竹中平藏迅速回答说如果不做改革,日本经济会有更大的危机,“改革之后,经济上还是向好的方面发展,但是自己权益受到损害的人做了不少负面的评论,可能一般市民也因此受到影响。”

结构性改革(日语也称为構造改革)是安倍经济学的第三只箭,也是普遍评价进展缓慢的一支箭。竹中一直是结构性改革的呼吁者与执行者,但结构性改革落地确实很困难,无论在日本还是中国。我这次研究题目是中日经济对比,在日本社会深刻感触之一就是旧的还没有打破,新的也还没有建立,民众在其中难免迷茫抱怨。好奇竹中怎么看未来改革方向?

竹中平藏说,日本目前结构性改革还是一个初级阶段,可能至少要花二三十年的时间,“我的判断是新的体系确实还是没有建立起来,只有一点点新的东西,而旧的东西还有很多留下来。对于未来方向,我的主张一贯是很明确的,那就是市场拥有的能量非常巨大,所以应该发挥市场本来能够起到的作用,缓和各种各样的规制(监管);但是缓和规制可能有另外一种危险,即市场本身也可能失败,所以要同时进行收入再分配的改革。所以,这两项改革要同时进行,既要市场发挥活力,又要调整市场带来的弊端。”

竹中谈到收入差距,这也是我很感兴趣的话题,日本社会现在对此有很多讨论,现在也有“格差社会”等说法,甚至将2002之后经济回暖也定义为“格差景气”。我就此问他,不少人认为从小泉改革开始,日本贫富差距因此加大。

此刻,竹中平藏显示了一个经济学家的素养,绕过政治,谈起了数据,从国际上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说起,他说日本基尼系数确实在上升,但这一上升趋势是从二十五年之前就开始了,并不是从小泉首相改革才开始的;而且就绝对值而言,比起欧美包括中国还是低很多。此外,他强调有一点需要注意,即在小泉政权时代,这一期间基尼系数没有在上升,其实是在下降,小泉政权结束之后又重新开始上升,“虽然过去基尼系数一直上升趋势,恰恰是改革的时候下降,为什么下降?因为那个时候减少了二百万失业人口,以前失业人口的收入是零,失业人口扩大拉升了基尼系数,(改革)减少了失业人口,基尼系数也自然下降。”

说到这里,他大概想起我第一个问题还可以有所补充,继续自问,“为什么大家对于觉得改革不好?还是我前面所谈的,还是因为既得利益受到侵犯的人做宣传说改革造成收入差距拉大。有媒体人觉得这样说法很有趣,所以媒体也会这样说,一般人也受到影响。”

固然,收入差距拉大对大众来说不那么接受,但作为结果而出现的收入差距拉大,是不是也是改革的目标之一?我表示,作为一个外来者的看法,日本过去的问题之一不正是过于追求平等么。

竹中平藏笑了,说日本没有想要扩大收入差距,特别日本政府当中没有人有这一考虑,“你看最近日本税制改革,包括所得税和继承税的最高税率都要提高,这都等于是一种劫富济贫,都是缩小贫富收入差距的改革方向。在民主国家,可能没有任何国家会出台政策推动贫富差距扩大。”

我在日本见了不同人等,其中有不少聪明人,但是他们在创业等领域获得机遇与回报看起来远远不如中国,这毕竟是一个处处讲求平等社会。我说并不是说政府出台政策推动贫富差距拉大,而是在想日本过于追求平等是不是也是一个问题——举个例子,竹中先生常常提倡企业家精神,但是有企业家才能的人,在日本好像很难获得在有的国家能够享有的超额收益。

竹中平藏想了想说,“日本政府内部没有人认为收入平等是问题,他们还是想尽量实现收入平等。但从另一角度看,政府内部也承认日本缺乏竞争,比如现在创业比率很低,已经存在的公司破产比率也很低,日本政府一直思考怎么提高创业以及破产比例,增加新陈代谢。从这一角度来看,政府确实需要考虑提高日本竞争环境,但是并不是因为收入太平等要这样这样做。”

竹中平藏谈到改革,兴致颇高,他解释说改革分为两种,一种是被动式改革(reactive),一种是主动式改革( proactive),资产负债表调整其实也属于被动式改革一部分。他又再次强调,需要注意的是,小泉政权一共存在只有五年半的时间,做一件大的事情可能就需要两年时间。小泉时代改革因为时间限制,主动改革并没有做太多事情,比较重要有三件事,首先是资产负债表的调整,其次是邮政的民营化,第三是宏观经济政府控制,以前政府内部没有很多机制,小泉时代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讨论相应问题,在政府操作宏观经济迈进了第一步。

说到小泉时代政治遗产,虽然竹中指出小泉时代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情况都在改善,但是对此的原因则也有不同意见。我之前见了日本野村经济学家辜朝明,他以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在国际社会颇有影响,其著作中曾提及日本经济在2000年之后的修复,更多是因为90年代的政府投资扩大而不是小泉时代的改革。这也是我对于辜朝明理论不太能接受一点,期待亲历此事的竹中再谈谈资产负债表修复。

竹中平藏解释说,日本银行业的问题从90年代开始持续了十年,一直没有人对此作出改变。“小泉首相上台之后,花了两年时间来做这样调整,即使银行业一直反对改革,但是小泉首相在国会硬是通过法案来进行这一改革。(资产负债表)这一改革可能不属于创新性、再生产性的改革,但也是对于负的遗产进行调整,所以这也应该被视为一种改革。”

他认为,这一改革最大成功是完成了资产负债表的调整,而之前十来年包括辜朝明在内的人没有谈到资产负债表调整,都在提倡财政出动、固定资产投资等,这是帮助既得利益者获得更多利益的做法,“小泉首相觉得这个做法没有让日本经济有更多起色,首先是把这个做法停下来,去进行资产负债表调整。把资产负债表弄干净,资产负债表调整类似打地基之类举措,完成之后才能进行下一步改革,比如邮政民营化。为什么要做邮政民营化,因为邮局是日本政府中最大一块,从邮局开始改革具有象征意义。”

在中国谈起日本经济,投资界第一反应就是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这一理论正是因为辜朝明《大衰退》一书而为人熟知。不过来了日本之后,我发现很多人都从不同角度谈资产负债表,如瑞穗证券的高田创。也有人告诉我辜朝明理论当下在日本有些过时,毕竟日本已经走出了资产负债表衰退。

竹中所谈的资产负债表调整立足银行系统,而辜朝明的理论更多解释企业行为。关于过去90年代的日本财政政策如何评价,二者存在差异,辜朝明赞同,竹中批评。我倾向于竹中观点,认为其实恶化经济情况,但是现在安倍经济学“第二支箭”也在提倡财政政策,甚至对于财政刺激有更激进的想法,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里斯托弗•西姆斯(Christopher A. Sims)的FTPL(The fiscal theory of the price level ) 理论最近在日本很流行。

前耶鲁教授、日本内阁特别经济顾问滨田宏一也多次引用这一理论,他对我表示虽然其理论基础尚不确定,但是这一理论正确地展示财政预算不需要一直保持平衡——日本政策变化有时也会借助“外来和尚”,FTPL的走红,是否意味着加大刺激会成为下一步重点?我之前拜访辜朝明时,他除了继续坚持财政刺激,还认为竹中等人近期在财政刺激方面在向他靠拢。

竹中平藏此前一直主要说日语,听到这里现在忍不住换上英文,“oh my god ”(天啊),笑着说我被辜朝明影响太多,“我不想批评他,他是一个经济学家,我理解这点。无论如何,我们需要清晰区分需求改革与供给改革。在泡沫经济泡沫之后,我们需要供给侧改革,尽管如此,在大概十来年时间内,包括辜朝明在内的经济学家坚持需求侧政策,这其实对于利益相关者来说是他们最佳利益,也是比较老式的思维。这也是为什么政府当时讲需求侧政策,忽略供给侧改革,忽略资产负债表调整,这也为什么我们用了这个短语——失去的十年。”

谈到小泉以及小泉时代,竹中明显更为健谈,说小泉政权意识到这点之后,进行了被动型改革,决定终止“失去的十年”。这是小泉时代的故事,那么当下,安倍政府现在发生了什么?“安倍政府尤其安倍首相本人,他理解我们需要改革,但正如我提到的有很多政治敌人的存在,所以这些改革的步伐逐渐放缓。”

与此同时,日本在雷曼冲击之后经历了比较严重的衰退。“在那之后我们需要非常强烈的需求侧政策,但是规模并不大,比起90年代的财政刺激小多了。即使在小泉时代,我们也有类似的预算。这个意义上,我们政策非常具有连贯性,财政政策始终有必要,这是比较正统的观点,来自教科书的理念。”

常规政策以及非常规财政刺激是经济学家也会混淆的事,竹中发挥了他作为政策执行者和经济学者的综合素养,迅速清晰地做了区分和解释。我笑着对着他说,强调财政刺激恰恰是我不同意辜朝明先生理论的一点,在中国过去发生了四万亿投资,已经造成很大泡沫。

“正是,还有很多财政赤字。”竹中点头表示认可。

竹中前面谈到邮政民营化,这点是他改革时期最大亮点之一,但是随着民主党上台这点也被否认,有人给我抱怨,邮局还是那个邮局,有什么区别呢?我自己也和日本邮局打过交流,探索说比起日本其他服务业,水准确实不怎么样。

结构性改革属于大家都喜欢谈又没在做的事,实践起来更类似是一个政治问题,这一点不独日本,全球皆然。结构性改革正如竹中所言是长期政策,在泡沫经济之后也成为热门词。实际上中日都在推迟结构性改革,真正的改革并没有发生。每个人都说我们应该改变,但是真正改变没有发生,那么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竹中想了想回答说,把原因归结到政治家的激情,“对于政治家而言,他掌握领导权之后,很重要的是有激情和领导力。类似的情况发生在小泉首相身上,麻生首相没有激情,鸠山由纪夫没有激情,安倍首相与小泉首相对比之下激情也不大。另外一方面,媒体也是重要原因,在小泉时代因为他有激情,所以媒体在某种程度支持他,比如日经就支持改革,但是这个时刻并不是如此,特朗普(川普)之类情况可见,民粹主义在各处出现,这是改革的敌人。”

民粹主义确实无处不在。我笑着说,在中国时候,大家谈改革之类,往往说我们是中国人,所以不能照搬国外经验,不过我到了日本,发现大家也都这样说,怎么看日本社会对于改革的接受度?

竹中举了农业改革等例子,表明自己理解改革会面临各种困难,“我真的理解改革不易,当然很多政治敌人不想失去他们最大利益。”不过他也相信情况会逐步变化,“现在我们推动一项政策,比如机场过去被国家拥有,但是希望运营是私人管理,比如仙台机场之类就是如此。”

私有化和全球化,是竹中与小泉时代植入日本企业的理念。更多私人企业进入以前被管制的领域,这从经济学上看起来是合理的方向,但是在民众中引来不少诟病,比如企业对员工不像过去那么好。比如有人就曾愤愤地对我表示,私人企业进入后,表面看起来没什么变化,但是在那边工作的人往往收入会降低,比如日本国有铁路变为民营的JR(Japan Railways)之类——也正因此,当日本谈论结构性改革时,很多时候主要指劳动力市场改革。

我问竹中这一问题,尤其私人企业进入之后,往往会出现派遣员工这种安排,对于过去习惯终身雇佣制日本社会来说,不少人对此是否觉得难以接受?

竹中听到我说起派遣员工,主动谈起他任职的保圣那(Pasona)。他伸手指着桌面问,你知道这家公司么,这就是一个涉及派遣员工的人力资源公司。“一般来说,人们或许认为短期员工可能不稳定,然而最有趣的一点,在这个系统中,只有4%的人这样的认为,70%到80%的人回答他们选择短期员工是因为他们喜欢如此。因为工作不是长期性质,大家可以搬家,可以旅行,可以照顾自己的孩子,等等。人们对此的偏见和印象,很大程度是媒体扭曲造成。”

我笑了笑,我知道这家公司,也有人批评你在此任职,还有其他批评,比如提倡自由化之类。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好奇竹中作为改革者,怎么生存。

竹中也笑了,说他(包括小泉)之类人,理解反对改革者会有各种批判和标签化,比如受犹太经济学影响之类,”但是我们理解改革的难度,所以小泉首相说坏名声好过没名声,坏名声是你做了什么的证据。你应该感受到这个社会很舒服,我常说这个国家太舒服而不能改变。目前位置,这是一个舒服的国家,但是经济这些年正在戏剧化地停滞,过了十年,大家会非常郁闷,经济甚至比韩国还低。”

虽然“失去二十年”这一名词在国际上非常有名,但是日本经济这些年物价也没涨,对于收入固定的人而言尤其是老年人,其实生活水准也没变化。我和很多日本人谈起“失去二十年”,不少甚至觉得不存在“失去的二十年”,竹中怎么看?

谈到这里,竹中有些激动,甚至拿出纸和笔给我比划起来,“我们看当时小泉的情况,为什么他能有那么高的支持率?在当时情况下,正是因为大家需要改革。尽管如此,一旦改革有成果,大家满足了,他们觉得这个社会开始太舒服,就逐渐不想改革。”他说在日本有一个批判周期的说法,危机、应对、改进、自满的循环,比如1990年晚些时候,日本出现经济危机,社会希望应对,政府改进经济,但是当经济好转,大家又陷入自满情绪。

谈到经济,我说自己来自中国,经济过去低于8%大家都觉得不可接受,但是在日本,不仅有人觉得“失去的二十来”年不存在,还有不少人表现得满足于此,不太有雄心;即使曾经的官僚精英中,也有人告诉我,“小日本”没什么不好——小日本之说当下对应着日本经济规模缩小以及人口少子化,但也有人指出这一思想源流可以追溯到日本五十年代出任首相的石桥湛山等人。

竹中面色凝重地回答,这个提问涉及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人们需要政府做什么?对于很多人来说,让经济更好是答案。他进一步解释,人们的想法会改变,当日本经济从雷曼冲击回复时,人们现在不那么期待改革,但随着经济更加不好,人们也许会改变,支持更多改革,收入差距或许不重要,但是如何处理贫困却很重要。

所以,我问竹中,您在意穷人么?很多人对我说您不太在意失败者。

竹中笑了,这次声调很温柔,“我在意,我生于一个非常贫穷的城市,也是劳动阶层。”

竹中卸任十年,世界变迁,日本政坛更是变化巨大。

失去小泉的的自民党民主党政权更迭,竹中在2009夏季达沃斯自我打趣说,我每次达沃斯都要告诉大家我们新换了首相,谁知道后面情况更混乱。如今日本政坛则回归稳定,安倍晋三首相成为少人匹敌的领袖。

安倍如今任期超过其政治上的前辈小泉纯一郎,之前小泉曾是日本战后执政时间第三的首相。小泉和安倍作为首相任职期间都超过五年,对于泡沫经济之后的日本影响巨大,两人甚至可能成为战后影响日本最大的首相。那么如何比较小泉首相和安倍首相?我曾经问过安倍首相的顾问滨田宏一,媒体对他有安倍经济学操盘手之称,他认为两人在政治能力上不相上下,但安倍比小泉能更好地理解经济。

竹中对比显然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小泉是少见的改革者,安倍有一些民粹主义的方面,“小泉是有激情的改革者,推动资产负债表改造、放松管制、宏观管理,安倍留下什么?”

小泉对于竹中可谓有知遇之情,竹中也为他攻下很多难题,成为小泉内阁任职时间最长的内阁成员,当时甚至有传言最后小泉下野前甚至期待竹中作为继承人。

我笑了,(关于安倍留下什么的问题)您应该告诉我——毕竟目前竹中身份之一也是政府的建议者。竹中笑了,叹口气说,“我想支持他,但是安倍先生改革的激情不够,他对于国家安全更有兴趣,这是区别。”

目前安倍首相地位特殊,自民党内无人能及,加上自民党外也无人,所以安倍民众支持率很高。但不少人告诉我安倍是没有选择的选择,我与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聊起的时候,他批判这是社会右倾的结果。但是如果是安倍受到那么多支持,这是不是也意味着他是当下日本民众需要的领袖么,不巧当的比喻,或许类似美国的特朗普?

竹中表示认可是大家没有选择的选择的说法,不过他没有正面评价安倍,而换了一种说法,“安倍首相某种程度上很幸运。当问大家谁支持安倍经济学,大概30%,可见大家人们不是很满意经济,当问安倍内阁支持率时候,却有70%。我真的期待安倍首相利用他的政治资本,将安全等问题推迟,更关注经济。”

如果您是一个老师,那么给安倍经济学多少分?

这个问题我在日本问过不同经济学家,结果往往视乎与政府关系而给分高低不一,学院派有不满意者,而为政府建言者则给分不错,如滨田宏一就“第一支箭”货币政策领域给了A+。

竹中认真想了想,说安倍有的方面做得还不错,尤其是货币政策方面,“与日本央行达成某种协议,设定了通胀目标,改变日本运行模式,他做到了这点。也许可以给B+。”

我主动准备结束,问他如何定位自己,学者还是政策建议者,毕竟在日本,学者往往希望与政治保持一定的独立。竹中对此却毫不犹豫,我是学者,也是政策建议者。

问题差不多了,而时间已超过,秘书已经无声地进来两次,繁忙的竹中平藏先生给我的时间还算大方。临别,我对他说,我理念上更赞同你,但是作为新闻人,但提问必须要展现不同意见,并不是因为受到外在影响。

竹中表示感谢,起身送我们出来,最后不忘问了一句,你在东京大学的访学感觉如何?我想了想,说很有趣(interesting)。(本文根据录音整理,作者访问时为东京大学访问学者,近期出版《白银帝国》、《印钞者》,微信公号《徐瑾经济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安富世里加女士与东京大学徐行博士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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