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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

从万科董事会看超额委派董事现象

郑志刚:无论金字塔控股结构还是超额委派董事都意味着承担责任与享有权利的不对称,形成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负外部性”。

作为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历程中重要的公司治理事件,持续近两年的“万科股权之争”给学术界与实务界留下来了太多的观察和思考。即使是6月30日刚刚完成的新一届董事会换届也不例外。

在万科由11名成员组成的新一届董事会中,除了5名独立(或外部)董事(其中1名为外部董事),其余6名为内部董事。其中,持股比例29%的深铁推荐了内部董事中的3名,占到全部内部董事的50%。深铁从而形成事实上的“超额(比例)委派董事”。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现象并非万科新一届董事会组织中说独有。统计表明,从2008到2015年期间中国不少于20%的上市公司曾出现不同程度的超额委派董事现象。然而,像万科新一届董事会组成中,超额委派董事比例不仅远超平均水平,而且持股比例相差不大的第二大股东和第三大股东没有委派董事则十分罕见。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次万科董事会换届再次凸显的超额委派董事现象?

从公司法的立法理念出发,一些法学学者特别强调董事会的这个“会”(“board”),与股东大会这个“会”(“meeting”)的区别。他们认为,在法理层面上,董事虽然可能是由其中某一(按照中国公司法的规定,持股比例超过3%的)股东推荐,但一经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这些董事就应该对全体股东负责,而不是只对部分(推荐他们成为董事的)股东负责。否则,股东可以向法庭起诉相关董事违反诚信义务。他们给出的一个来自美国总统选举的极端例子是,川普虽然是由共和党推荐的,但在成为美国总统后,他应该向全体美国人民负责,而并非只向共和党负责。如果按照上述法学学者的视角,这次万科董事会换届中出现的超额委派董事现象,显然并非公司治理理论界与实务界应该特别关注的问题。

然而,十分遗憾的是,上述视角仅仅反映了法理层面讨论中洋溢的学者理想主义和美好愿景,而并非公司治理实践的现实状况。我们做出上述判断的理由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与美国总统选举党派竞争的虚拟利益诉求不同,公司治理实践中股东的利益诉求是真实具体的,因而需要利益诉求各方在重大事项决策上尽力保持力量对比的均衡,以兼顾各方的利益。推荐总统候选人的政党利益诉求表示是美国总统选举制度设计中体现程序正义的重要环节,更多的是为了践行轮流执政的政治竞争理念。以至于经常听到一些美国公民这次选举是以民主党身份,下次选举是以共和党身份参加选举活动的说法。上述事实决定了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其利益诉求往往是虚拟的和定向的(在野党与执政党的政策方向注定相左),公民个体真实具体的利益诉求则往往需要通过国会代表的选举和公民言论自由的宪法保护以及独立的司法体系裁决等一系列制度安排来保障。

不同于美国总统选举,在公司治理实践中,股东的利益诉求是真实而具体的,而且在不同的股东之间往往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一个同样来自美国国会参议员选举制度的有趣启发是,无论各州人口和面积大小,每州选举产生的参议员都是2 名。同样的选举,总统需要向全体公民负责,而参议员选举严格履行各州代表权平等原则,很大程度与政党的利益诉求是虚拟的,而各州的利益诉求是具体甚至冲突的有关。更加有趣的是,为了避免地缘政治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选举办法甚至取消在首都华盛顿所在的哥伦比亚特区选举代表特区的参议员的权力。我们看到这些制度设计的背后很好地体现了真实具体利益分配的原则:那就是避免打破代表不同利益诉求力量之间的平衡,尽可能实现各方利益的兼顾。而美国总统在选举产生后需要向全体公民负责,不在于是否具有这样的理想主义色彩浓郁的理念,而是由“三权分立”等一系列完备的现实制度“将权力关在笼子里”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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