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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人格独立与学术自由:日本学者的启示

段宏庆:人格独立是学术自由的前提,不唯命、不唯上,应该是做学问者的伦理底线。日本学者的风范值得学习。

日前有东京大学的日本友人来华,相聚时告知,我去年赴日访学时接待并指导我的老师高见泽磨教授,已经卸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现在安心做个“无官一身轻”的教授。言语中颇有为高见泽老师欣喜之情。

我随后给高见泽老师发去邮件表示祝贺,恭喜他终于成功摆脱繁琐的行政事务,可以安心治学和做研究。

类似情况我以前在美国耶鲁大学访问时也曾碰到过,很多大学者都是只想安心做教授而不愿意出任行政职务。

这种情况换在中国就很难想象了。一方面拥有所长、院长甚至校长的行政头衔能获得的资源与普通教授不可同日而语;另一方面,社会认知度上,不带个“长”的教授似乎也很难获得一般老百姓发自内心的尊重。至于那些“学而优则仕”“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教授、学者们的路径就更不必一一列举了。

造成这种区别的核心因素之一自然是中国和美、日高校管理模式的差异,中国大学本质上还是行政化的官本位管理体制,美、日的大学则是真正的专家治校。

我在日本访学期间,高见泽老师告诉我,从东大到东洋文化研究所,遵循严格的教授自治模式,基本上除了特别细枝末节的事项外,学校或研究所各项事务安排都要经教授委员会讨论通过。

对于日本高校这种教授自治,日本政府其实很头疼,因为学者“不听话”对他们可不是一件好事。为此日本文部省还曾专门修改了大学教育法,明文规定公立高校实行首长负责制,即校长、院长(所长)说了算。

但这个规定只对接受财政供养的公立大学有用,像早稻田、庆应、明治等私立大学根本就不理会,而且即便在公立大学里,日本政府的愿望也是落空的。比如东京大学作为日本最好的公立大学,也是获得财政支持最充足的大学,虽然名义上实行了校长(院、所长)负责制,但实质上大小事还是教授委员会商量决定,只是最后通过的决议由校长(院、所长)去签署、发布、实施。这也正是日本大学里教授不愿意出任行政公职的原因之一——有责任没实权,义务为教授们服务。

学校的教授自治,确保了学者的人格独立,进而带来研究上的学术自由。我在日本访学期间,恰逢诺贝尔奖颁布,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的教授大隅良典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是历史上第22名获得诺奖的日本人,也是自2000年以来,十七年里连续获得诺奖的第17个日本人。

自然科学领域成绩斐然,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们也不含糊。我在日本访学期间曾专程去早稻田大学拜访过长谷部恭男教授。长谷部教授是日本最著名的宪法学者之一。2015年6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美期间与美国签署进一步加强安保合作的协议。回到日本后,自民党向国会提出解禁自卫权的安保相关法案,核心是解除向海外派兵的长期禁令。为此引发在野党的强烈反对,国会因此召开质询会。执政党和在野党都可以邀请专家前往证明自己主张正确。长谷部恭男当时受联合执政的自民党和公明党邀请前往国会发言。

被执政党邀请前往国会发言,这得是多么荣耀的事啊?但长谷部教授出席质询会时,作为第一个发言的专家,却公开称:“为支援受攻击的盟国而修改集体自卫权涉嫌违宪”。根本不在乎是谁邀请他来的,反正有什么观点就说什么。结果万众期待的一场激烈辩论没有发生,反对党邀请来的两名专家立刻呼应长谷部教授,专家一致的意见让执政党狼狈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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