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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

董事会独立性应加强还是削弱?

郑志刚:外部董事主导的董事会看上去更独立,但独立的代价是专业性的丧失和内部控制的松懈,事实真的如此吗?

2001年安然会计丑闻爆发后,有学者把它的董事会结构与同期巴菲特领导的Berkshire Hathaway公司的董事会结构进行了比较。读者会惊奇地发现,在安然由17人组成的董事会中,除了担任董事局主席的KENNETH L. LAY和担任CEO的JEFFREY K. SKILLING为安然的内部董事外,其余15人则全部为来自其他公司高管、非政府组织机构负责人和大学教授的独立董事。安然的公司治理结构无疑堪称董事会组织的典范。然而对照同期Berkshire的董事会结构,即使外行都能看出在由7人组成的董事会中光来自巴菲特家族的即有3人,其中尚不包括他的两位被称为黄金搭档的长期合伙人Charles Thomas Munger和Ronald L. Olson。让很多读者感到费解的是,偏偏在堪称董事会组织的典范的安然爆发了会计丑闻,但以任人唯亲的董事会结构著称的Berkshire Hathaway却波澜不兴。

今年是次贷危机爆发十周年。在最近学术界开展的次贷危机反思中,人们很自然地想到当年美国金融危机的重要制造者之一,“不仅不保险,而且成为全球性风险的策源地”的美国国际保险集团AIG。一些学者把AIG危机起源原因部分归咎于次贷危机爆发前其“公司治理结构的突变”。在汲取格林伯格时代公司治理制度设计缺陷的基础上,AIG在其离职后的2005年结合全球公司治理改革潮流,主要进行了三方面的调整。其一是缩小了董事会的规模,由原来的18人降为危机爆发前的14人;其二是提升了外部董事的比例,由原来占比约56%(18人中10人为外部董事)调整为危机爆发前的86%(14人中12人为外部董事);其三,根据董事会不同职能方向,增设了提名等专业委员会。例如董事提名从由以前职责笼统模糊的“董事和管理层提名”改为由职责明确的专门提名委员会提名。那些批评上述治理结构调整的学者认为,“外部董事主导的董事会,看上去更加独立,但是这份独立的代价是专业性的丧失和内部控制的松懈”,由此成为导致AIG危机爆发的诱因之一。

将这几件偶然的事件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试图在其中建立一种可能的“逻辑”链条,那这一可能的逻辑链条是:董事会独立性的加强不仅没有实现预期的改善治理效率的目的,反而适得其反,成为导致危机爆发的诱因。尽管很多人都十分清楚,爆发会计丑闻的安然和卷入次贷危机的AIG公司治理改革恰恰遵循的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公司治理理论界和实务界所形成的董事会组织模式的共识。甚至Jensen在1993年召开的美国金融学年会主席演讲中公开鼓吹,董事会组织模式应该是“保持较小的董事会规模”,“除了CEO为唯一的内部董事外,其余都为外部董事”,以及“CEO和董事会主席两职分离”等。

那么,在公司治理实践中我们究竟应该加强还是削弱董事会独立性呢?

首先,虽然在董事会职能设定上具有战略咨询功能,但在实践中独董往往更加偏重监督功能,把经营不善责任更多归咎于独董有失公允。我们知道,之所以引入来自外部,身份独立的独董,其原因恰恰是独董挑战管理层决策的成本往往低于内部董事。在很多情形,不是存在职业依附的内部董事,而是更在意市场声誉同时更加独立的独董在可能损害股东利益的相关议案表决中出具否定意见。独董的上述职能定位决定了独董只是企业经营成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更非充要条件。换句话说,如果发现AIG高管以内幕交易侵吞股东的利益,则独董责无旁贷;但把连金融工程专家都无法识别的次债衍生品的风险管理职责的板子打在专长各异的独董身上则有失公平。有效的内部控制不仅需要结合外部环境经营实践的变化在业已形成的内部控制制度基础上不断调整和完善,而且还需要专业会计事务所的外部审计和交易所和监管当局检查和查处的综合防御。这绝不是董事会,甚至仅仅由于独董人数改变可以扭转和改变的。试想AIG的内部董事如果从2人仍然回复到8人,甚至请已经离职的格林伯格重新执掌AIG就一定可以避免AIG的悲剧发生吗?可惜历史无法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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