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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

公民的政治,还是暴民的政治?

笑蜀:那是属于早年陈独秀们的时代,人心开始沦陷的时代。不屈从于时代的胡适们,空余一腔忧思,什么都挡不住。

编者按:本文为笑蜀“谈政治要小心”系列之三。这一系列文章的前两篇发表于“风传媒”,分别是《谈政治要小心─陈独秀式的?还是胡适式的?》《北洋时期改变时代的北京街头三把火》

在“谈政治之二”一文中,说到北洋时期“首都革命”的两把火,我曾如此感叹:群众运动、群众政治终于露出了它的本来面目,即它其实就是暴民运动、暴民政治,即它其实就是政治超限战,以大众之名,拒绝任何法律的和道德的约束。这逻辑还可再延伸,即它其实就是革命。所以毛泽东才说,革命不是绘画绣花,不是做文章,不能那么文质彬彬,那么温良恭俭让。对革命的超限战本质的这种认同,毛泽东和陈独秀等党内同志,无疑有着高度共识。

这恰恰是胡适所不能接受的。

“首都革命”当天,胡适并不在北京,而是正在上海。他到上海主要想避风。此时的胡适,处境已颇有些尴尬。他固然得新文化风气之先,一度领袖群伦,如日中天;但“五四”大潮一来,大时代随即转向,由思想斗争、文化斗争转向主义之争,尤其转向政治斗争,转向群众运动、群众政治,整个社会越来越撕裂,越来越极化。一向温良敦厚的胡适,哪跟得上趟,其个人命运必然逆转。“五四”就这样成了大时代的拐点,也是胡适个人命运的第一个拐点。而有陈独秀、李大钊的变脸,有新青年杂志的变脸。胡适无法认同老朋友的选择,只好分道扬镳,越来越成了争议人物。

此后,他每况愈下。1924年国民党一大开启的国共合作及所谓国民革命,是大时代的又一个拐点,也是他个人由盛而衰的第二个拐点。他既不认同陈独秀、李大钊们鼓吹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因此得罪了共产党;也不赞成孙中山鼓吹的武力统一,倾向联省自治和平统一,于是又得罪了国民党。对国共两党主导的群众运动、群众政治,他也多所批评,尤其不赞成所谓学生运动,主张学生的职责就是读书,反对学生卷入政争。这当然更惹恼了青年学生。这时的胡适,已经差不多成了光杆司令。

撕裂的时代,极化的时代,是所有人必须选边站队的时代。像胡适这样有着巨大影响力的人物,更必须站队,更不能让他闪开。他却不仅跟国共主导的“新势力”渐行渐远,还居然跟“旧势力”投怀送抱。1925年初参加段祺瑞组织的反动的“善后会议”,几个月后,又接受末代皇帝的召见。他在新旧势力之间的这种依违徘徊,不可能不令“新势力”恼怒。掌握了时代话语权的“新势力”,如何可能对他客气?围攻纷至沓来。上海学生联合会给他写信,痛斥他拥护复辟余孽,摧残全国教育。他去武汉武昌大学讲演,一路被学生追骂。在学生们看来,此时的胡适,“思想的进步也就止于此了,就不能与时代俱进了。因其不能与时代俱进,所以做出一些七颠八倒的事来……。”

最不客气的仍是从前的新青年同仁。陈独秀在致李大钊信中嘲笑胡适“跪着造反”;鲁迅则以向来的刻薄,写了《导师》一文,对胡适毫不留情地各种损,最后大喝三字:“鸟导师”。曾经的青年导师胡适,就这样“百尺竿头掉下来”,成了“鸟导师”,成了“新势力”的公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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