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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新生代正在书写新的香港故事

白杰明:香港新生代并不仰慕老一代企业大亨,他们觉得正是这些大亨导致了香港的高房价,出卖了年轻人的未来。

企业大亨是现代香港传奇的代名词,犹如开国总理李光耀(Lee Kuan Yew)之于新加坡。

李嘉诚(Li Ka-shing)、郑裕彤(Cheng Yu-tung)这辈人逃离中国内地的贫困、混乱和战争,来到当时还属于英国殖民地的香港,正是因为这里的相对稳定。

虽然极少受过教育、也没什么资本,但他们有极大的智慧和雄心,他们打造了规模数十亿美元的商业帝国,这些帝国如今不仅主导着香港的经济,其影响力更是遍及从澳大利亚到美国的世界各地。

他们不可思议的传奇故事理应鼓舞人心。但在撰写一本关于香港年轻人理想的书时,我才了解到,仰慕这些商界巨头(其中许多如今已经年近90岁)的香港年轻人越来越少。

恰恰相反,那些曾经打造香港在航运和制造业领域主导地位的颠覆者,今天被许多人视为“盘踞者”。

他们把自己的商业天赋押在房地产帝国上,后者每年为他们带来数十亿美元的红利,但与此同时,香港的公寓面积不断缩小,价格持续上涨,因此,他们被指把香港变成了世界住房负担最难以承受的地方。

企业大亨在各个行业——从交通运输到零售业——的势力,扼杀了年轻创业者创业的机会,即使他们能负担得起天文数字般的办公室或店铺租金。

在许多方面,香港年轻人对高昂生活成本及不断下降的社会流动性的不满,与其他地区(从伦敦到纽约)千禧一代对精英的势力的抱怨如出一辙。

香港的不同在于其独特的政治地位:一块拥有许多公民自由、但没有民主的领土;世界上最强大的威权国家里的一个几乎完全自由的城市。

1997年英国将香港移交给中国时,北京方面承诺,香港将继续保持“高度自治”,享有言论自由等权利50年不变。20年后的今天,在香港回归之后成年的这一代香港人觉得,中央政府正在违背自己的诺言,对香港事务的干预越来越多——从绑架批评中共的书商,到加强对媒体、艺术和政治的控制。

与父母那一辈相比,这些少年以及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与中国内地或英国遗产之间的联系更加微弱。他们认为自己是第一代土生香港人,也认为自己首先是香港人,拒绝承认中国人身份,他们认为这一身份是北京方面强加的。

他们也对香港的大亨不满,后者在香港的半民主政治体制中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力——从选择香港的“行政长官”(英文为“chief executive”,同公司里的“首席执行官”)到利用法团投票在立法会中塞满自己的支持者。

许多人不但不立志追随李氏或郑氏家族的脚步,还责怪他们把年轻人的未来出卖给了北京。

为了让那些饱受中伤的企业大亨为自己辩护,我打算采访香港新生代(Generation HK)中的年轻亿万富翁。但高高在上、利己主义的亿万富翁的问题在于,他们往往冷漠,只为自己打算。

几乎没有年轻的亿万富翁愿意见我,更别提同意接受以发表采访内容为前提的采访。最后,只有一位勇士——或者说是鲁莽之士——接受了我的采访。

年仅37岁的刘鸣炜(Lau Ming-wai)丰富的履历,足以让最有成就的博学者觉得自己浪费了生命。曾受训成为飞行教练、律师、金融分析师和学者,他最终(至少是暂时地)安定下来,担任自己家族的地产集团华人置业(Chinese Estates)的主席,还担任香港青年事务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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