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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噪音

许知远:中国最后的“公知”?

张铁志:他总能站在时代新浪潮上,却不甘心跟随浪潮,而是试图紧抓住岩石,表示对这个庸俗年代的最后抵抗。

2010年,许知远写过一本书《祖国的陌生人》,感叹在自己的国家是个陌生人。2017年的此刻,他与他祖国的关系只怕是更为陌生了。

不久前,许知远在其主持的节目《十三邀》中访谈《奇葩说》的马东。在过去的好几集,他已经被一些网友“酸”为:太不合时宜,太具有知识分子的优越感,而这次他和马东关于文化的粗鄙化与精致化的讨论,更成为一个公众事件,大批人嘲讽许知远不懂得年轻世代却只是批评他们,与时代格格不入却自以为是,最终让受访者也让自己陷入尴尬。

许知远身上早就体现着这个时代巨大的矛盾。在节目的预告中,他已经诚实地自白说:“我是一个不太靠谱的作家,试图去捕捉时代的精神,却又厌恶时代的流行情绪;一个勉强的创业者,努力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却又不完全相信商业上的逻辑;开了一家书店,书店里只卖我想看的书。”

事实上,许知远的矛盾在于,他既是中国过去二十年巨大变迁的产物,又是时代的精准诠释者,更是一个不愿顺从的抵抗者。在上世纪末中国媒体典范变迁之际,在中国充满某种面向开放的乐观主义气氛中,他以过人的才华成为财经媒体的年轻主笔,并因此结识许多企业家关系。

在他后来的作家生涯中,他对时代提出深刻的批判(例如书名叫《极权的诱惑》),推崇独立态度与批判色彩的知识分子精神,但他又更多是媒体的宠儿,而非一名异议者。在三四年前描述港台抗争者的文章中,他更进一步强调抗争的精神。然而,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中,他没有成为一名真正的抗争者,只能透过最古典的知识行动,如书店和刊物(“单读”和“东方历史评论”等)建构起知识的公共场域,进行思想的斗争。

这几年,当整个中国更往商业世界倾斜,且当“创业”成为新世界的魔咒,许知远也成了创业家,谈起融资,并掌握了新媒体,不论是他们团队创办的“微在”(用九零后的语言打造的媒体),或者和腾讯合作的《十三邀》,甚至能将阅读文化和“许知远”这个品牌转变成商业模式——但这对于知识分子独立精神,恐怕是最讽刺的。

在去年一篇文章中,他讨论过东欧的一本书《天鹅绒监狱》,并写道:“在《天鹅绒监狱》中,我辨认出那么多此刻中国社会的景象:艺术家们、知识分子集结在国家主义的旗帜下,获取社会认同与现实利益。传统的审查制度消失了,很少再看到艺术家与知识分子直面抗争,他们知道什么样的作品可以展览和发表,主动放弃了反叛的尝试。”

中国的当下当然是更华丽也更残酷的天鹅绒监狱:所有的公共知识分子不是噤声就是“被”噤声了,有的静默地待在学院,有的媒体人转向创业,还有的是被消失了。“公知”更在中国语境中成为一个腐朽的笑话,一个骂人的脏字。

爱喝红酒的许知远是比谁都清醒的,也能掌握这时代,因为他总是能站在时代的新浪潮上。只是不像马东说“喜欢这时代”,许知远并不喜欢这个他所属的时代,而更迷恋遥远的他方:他过去可能称不上是个“忧伤的年轻人”,但现在绝对是一个忧伤的中年人。而且,他始终不甘心只是跟随时代的新浪潮,或站在这个浪潮上,而试图用一只手紧紧地抓住大浪中不变的岩石,表示他对这个娱乐至死、庸俗至上的年代的最后抵抗。这也使得这样的声音,成为当前大众媒体上最孤单的不合时宜的声音。

马东在节目上对许知远说:“本质上咱俩是一样的,就你表现成为愤怒,我表现成为悲凉”,但事实上,比起愤怒,许知远的内心恐怕才是真正的悲凉,而他在这个奔驰赞助的节目中的提问,更是这个时代最苍凉的脚注。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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