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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

美国迫切需要的不是“美国优先”,而是“改革开放”

寿慧生:特朗普视自由贸易和开放为敌,让美国政府进一步被资本利益集团和民粹主义势力俘获,导致改革更为艰难。

作为1980年代以来第一位反对自由贸易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原则建立在一个貌似合理的逻辑之上:美国在战后建立起来的全球秩序中付出太多而失去“再次伟大”的机会。无论是在共同安全上还是在自由贸易上,美国都在被其他国家敲诈,导致美国今天面临诸多问题。

但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幸的逻辑。所谓“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笔者此前在本刊关于贸易保护主义的讨论中提供了大量细节来解释,美国目前面临的困境并非源于国际贸易,而是深植于国内长期以来的经济和社会矛盾。解决之道,也只能是目光向内,练好内功,应对国际市场的无常变幻。而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原则不仅无法解决这些矛盾,相反只会助推这些矛盾进一步恶化,令美国失去恢复荣光的机会。

繁荣的代价

自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以来,新一轮的全球化浪潮为欧美发达国家带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其中收益最多的当属美国。回顾1990年代的反全球化浪潮,反对之声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抗议的焦点则是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在发展中国家的掠夺、操纵、污染。而绝大部分西方跨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又来自美国。这一事实恰恰反映出美国当时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优势地位。

整个1990年代是美国经济狂欢的季节。但危机也在同时酝酿,尤其在21世纪初逐步凸显出来。对这一时期美国公共政策失误可以简单总结为“补有余而损不足”。具体而言,“补有余”部分主要包括对金融产业放松监管,对传统制造业过度保护,为高收入人群减税。“损不足”之处则包括拒绝为中小企业减负(包括税率和工人福利),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改善医疗制度,增加教育和基础建设投入等。其结果是,一方面在全球化中获利最高的金融产业和大企业以及相关的高收入人群享受最大化的政策红利,另一方面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和普通民众抵御全球化冲击的能力受到削弱,尤其是当产业结构转型发生时。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在1990年代末曾提出一个著名论断:全球化带来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各国被迫提升社会福利水平和管理能力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冲击。这个现象在西方发达国家尤为显著。但一个突出的异类是美国,几乎在各个方面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的政策背道而驰,视这些发达国家的福利政策为异端。例如,美国的医疗体系导致美国人的健康状况远远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而美国在医改法案方面的党争和不作为已是尽人皆知。又如,欧洲国家在战后逐步提高最低收入标准,而美国却从1980年代以来不断减少,助推收入差距拉大。此外,美国的基础教育改革严重滞后,公立学校投入乏力,教师缺乏激励机制,导致美国青少年在历年的国际竞赛中处于发达国家的中下水平。而基础设施更新的严重滞后如果不是已经到了一个让人难堪的地步,也不会受到特朗普和投资界的极度青睐。

政治家的担当

在1990年代经济极度繁荣之时,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被忽视。但当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将全球经济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弗里德曼所谓的一个“扁平的世界”时,这些“改革赤字”的代价就开始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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