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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

哈佛校长的建议:中国文革有世界含义

丁学良:文革涉及的诸多元素是现代社会普遍面对的问题。从尽可能超越性的视野讲授文革课,是我始终追求的目标。

要总结在大学里教中国文革课28年的体会,得从自己最早受到的知识刺激说起。与以下内容相关的背景,笔者已经在FT中文网2012年10月15日的《麦克法夸尔的文革世界》、2009年3月27日的《四十年研磨出的文革通史》里提及。现在把更多资料充实进来,提供一幅完整的图景。

中国的文革是世界性话题

1988年秋季哈佛大学首开文革课时,在该校每学年发行一本、厚度近千页的课程手册里,对该课程的简介是:“从1966年至197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民众之间的争吵斗争、学生的暴力行动、政治领域的密谋诡计、军队里面的图谋不轨折腾到分崩离析的地步。这个国家一度看起来是全世界纪律最严谨和最稳定的专权政体之一,而在上述的十年间,显得是快要瓦解成碎片、陷于无政府状态了。导致这种状况的,恰恰是对建立这个专制政体作出首要贡献的那位毛主席。本课程将追踪毛泽东的目标,挖掘文革中涌现出来的深层次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对中国人有意义,对我们也同样有意义”(Courses of Instruction, published by Official Register of Harvard University, 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 Cambridge, MA, 2005 -2006, p. 4)。

以上的简介不是纯粹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说明,为什么当代大学生应该了解中国的文革,而是从全人类的角度作这样的论证,视野之开阔非同一般。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 ,内地音译“麦克法夸尔”)告诉我,此一视野是当年哈佛大学校长Derek Bok 最初提议他开这门课时特别强调的。校长是著名法学家,但与中国研究毫无关联;校长这么强调,完全是着眼于中国文革涉及的基本问题之深层含义。事实确实如此,文革作为设计中的“革命之母”,它本来要解决的难题和由此引发的更多难题,其中有诸多元素是现代人类社会普遍面对的问题,即便各自所处的发展水平和政治状态有别。从尽可能超越性的视野讲授中国文革课,是我始终追求的目标。

从1988学年开始,马若德在哈佛大学本科生院讲授中国文革课整整20年,它成了该校的经典课程之一。我做这门课的助教是开头那三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我在哈佛本科生院当讲师,教的课程是东亚工业化的比较。随后我被新成立的香港科技大学招聘来讲授社会科学课程,于是就把中国的文革作为首选课之一提请校方审批,理由是:既然美国的大学生要了解中国的文革,作为中国人社会的香港,大学生更应理解文革的中国根子及世界性含义。可是当时我并无把握,因为香港科大不是综合性大学,申请开文革这样非专业的课程,资源受限制。幸好该校创校的那一代华人里,有好几位是1970年代在北美搞“保钓运动”的积极分子,属于西方意义上的“左翼”或“置身海外的(Diaspora)民族主义者”,对中国的文革课程非常看重,立马就批准了我的申请。

当然,我在香港拟定的文革课教学提纲,只是参照了哈佛大学的那一份,并非照搬,因为教育对象和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以后每年的提纲都有部分的更新调整。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大多数年头我都在该校讲授中国文革课。在1996–1998年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工作期间,我也对研究生班讲授过中国文革课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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