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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报告

中国收入不平等程度下降

中国贫富差距自2008年以来有所缩小,获益于社保投入增加、农村收入迅速上升等因素,但仍然比西方国家严重。

习近平解决中国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决心,是他在今年的中共19大会议上长达三个半小时的讲话中备受宣传的内容。

然而,没有得到很好报道的是,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不平等程度自2008年以来已经下降。此外,这一下降是一个更广泛的、虽然远非普遍的趋势的一部分——在以拉美为首的各个新兴市场,收入不平等程度在下降。拉美曾经是地球上不平等现象最为严重的地区。

自本世纪初以来,以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衡量的收入不平等在世界银行(World Bank)有着充足数据的16个拉美国家大幅下降(自2006年以来,世界银行没有委内瑞拉的任何数据)。

以0-100衡量,基尼系数为0代表完美平等,而100代表最大的不平等。如图一显示,拉美平均基尼系数从2002年55.2的峰值下降到2015年的47.1(该数据最新只统计到2015年),虽然它仍然远高于西欧通常25-35的水平。

图一

在中国,收入不平等似乎也在下降,尽管从世界银行的数据库还看不到这一点,因为它只有中国在2008年和2012年两年的基尼系数数据。

然而,世界银行的马丁•拉瓦雷(Martin Ravallion)和陈绍华的研究显示,随着中国开始工业化,其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31升至了2001年的44.7。

自2003年以来,中国国家统计局每年发布基尼系数。其数据显示,中国不平等程度持续上升,直至2008年达到49.1的峰值,自那以后基尼系数进入下降趋势,在2016年降至46.5,如图二所示。

图二

荷兰资产管理公司NN投资伙伴(NN Investment Partners)的新兴市场高级策略师马尔滕-扬•巴库姆(Maarten-Jan Bakkum)在中共19大一结束就参加了一个级别仅在部长级以下的技术官员和经济学家出席的会议,他表示,有人认为,中国不平等程度下降的部分原因是习近平发起的反腐运动。

巴库姆指出,反腐运动“改变了高收入者的心态”。他说:“数位人士谈到了这一点。他们一直致力于清理系统,因此我认为这起到了作用。”

此外,巴库姆指出,对教育和医疗的大规模投资以及针对较贫穷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巨额补贴项目”是近年来平等改善的原因。

其他人则认为反腐的作用并没有那么重要,铭基亚洲(Matthews Asia)投资策略师罗福万(Andy Rothman)指出,中国在基尼系数开始下降数年后才发起了反腐运动。铭基亚洲是一家总部位于旧金山的资产管理公司,管理着320亿美元资产。

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集团的高级顾问弗朗西斯科•费雷拉(Francisco Ferreira)表示,中国的一部分情况是,“在传统的沿海制造带地区,薪资水平大幅上涨,以至于制造业活动开始转移到内陆较贫困地区”,这提高了收入较低地区的薪资水平。

罗福万同意这种说法,他说,“近几年来,经济较贫困地区的收入增速超过了较富裕地区,(也就是说)其他地区正在迎头赶上”。

政府政策也发挥了作用。罗福万表示:“这十年来,中国各地的最低工资水平每年都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同时有大量资金投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上。在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的第一个五年任期里,教育、医疗和环境方面的支出全都每年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

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经济学家舍唐•阿赫亚(Chetan Ahya)表示,除了基尼系数下降以外,中国的另一个不平等指标也有所改善,即农村与城市收入比——从2004年29.4%的低点升至2016年的37%。

农村收入快速上升让摩根士丹利现在预计,中国将在2025年迈过世界银行制定的人均1.37万美元的高收入国家门槛,较其之前的预测提前两年。

阿赫亚表示,除了薪资增长以外,平等状况改善还受到中国户口制度逐步(尽管缓慢)改革的推动。户口制度让大量涌入中国主要城市的数百万农民工无法获得公共医疗、教育和住房服务。

阿赫亚认为,户口制度的存在意味着,“从根本而言,收入不平等实际上(比基尼系数体现的)更为严重”。然而,随着人口少于50万的城市现在完全向农民工开放、人口不高于500万的城市不得不接受已缴纳5年社保者的居住申请,以及中国政府制定到2020年让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的目标,这种障碍开始被消除。

然而,阿赫亚表示,与经合组织(OECD)主要为发达国家的成员国2014年32的平均基尼系数相比,中国的基尼系数仍然很高,“有必要进一步采取措施让指标体现的和根本的不平等下降,以确保社会福祉的持续改善”。

世界银行将基尼系数达到40以上视为“严重收入不平等”,而且据其诚然并不完整的数据库,只有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和拉美的不平等程度比共产主义中国更严重。

以玻利维亚为首的拉美国家至少整体有所改善。2000年到2015年,玻利维亚基尼系数从63的极高水平大幅下降至45.8。在该地区的主要经济体中,巴西的基尼系数从2001年的59.3下降到2015年的51.3,阿根廷从2002年53.8的高点下降到42.7,智利从1999年的55.5下降至47.7。

厄瓜多尔、秘鲁和萨尔瓦多也出现了两位数的下降,但墨西哥明显落后,其基尼系数只是从2000年的51.7峰值下降至48.2。

费雷拉指出,该地区基尼系数改善有两个原因。首先,在过去的12年至15年间,拉美推出了一系列的社会进步政策,比如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来进行现金转移和收入重新分配,“这种方式在(基尼系数低得多的)欧洲非常普遍”。

然而,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劳动力市场上的教育和经验的供应增速超过了需求增速”,从而缩减了具有这种优势的劳动者传统上能够获得的薪资差距。

费雷拉表示,尽管受过教育的劳动者供给增长“无疑是件好事,但需求下降却并非如此,它表明这些国家没有像中国那样增长和变得精通技术”。

就全球范围来说,从2008年到2013年,在世界银行拥有充足数据的81个国家当中,有41个国家的基尼系数下降了1点以上,同时还有19个国家的基尼系数上升了1点以上。

费雷拉表示,除了拉美以外,亚洲表现也不错,其基尼系数在2008年前基本上是上升的,但自那以后一直下降,而非洲可以说是上涨下降各占一半。

世界银行的研究显示,就全球来说,从1820年到上世纪90年代,不平等程度稳步上升,但从那之后开始下降,原因是新兴市场崛起让穷国薪资增速超过西方富裕国家的薪资增速。

收入不平等下降不但本身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可能对资产市场产生影响。

例如,在中国,政府正试图使经济摆脱对制造业和出口的过度依赖,转向一个更多由国内消费驱动的社会。

巴库姆表示:“增长构成继续迅速变化,转向更多的家庭消费,后者已经占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0%以上,并已经取代出口,成为资本资产投资也即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推动力。”

他认为,鉴于较穷的人比较富的人有更高的消费倾向,收入平等改善将会加强这一趋势,而中国政府改善公共医疗并加强社保体系的努力也应使低收入者有信心花更多的钱。

巴库姆指出:“收入平等改善正成为中国消费和经济增长的一个日益重要的推动力。中国表现不错,但整个亚洲也和中国一样表现不错。中国几年前(对新兴市场整体表现来说)还是一个拖累和问题,但如今已经更多成为积极情绪的驱动力。”

巴库姆表示,较低的基尼系数也有助于降低在中国投资的风险。“中国当前领导层明白,社会不平等和环境问题可能导致社会动乱”。

他以北京恶劣的空气污染问题为例——现在这一问题似乎终于正在得到解决。“他们特别关注北京的环境,你可以看到变化。由于环境问题而导致重大社会动荡的风险已经下降。”

罗福万同意平等状况改善有助于让潜在投资者安心的观点,他说:“从投资的角度来看,这在长期而言很重要,如果你认为社会和政治将会不稳定,而且如果你是像我们这样的长期投资者,你会对投资有顾虑。”

译者/裴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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