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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报告

超越“一带一路陷阱”

赵磊:即使没有“一带一路”,中国人也要全面对外开放,中国企业也要走出去、走进去,国际社会也要经济合作、文化通心、智慧对接。

2017年对“一带一路”倡议而言,绝对是个“大年”:5月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9月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实现了“丝路铺金砖”;10月“一带一路”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与此同时,在这一整年里,笔者也听到了不少负面评价。这些负面评价可以大致归为两类:一类是在国外特别是在西方国家眼中,常将“一带一路”看做是中国陷阱,是中国对冲西方影响、力图另起炉灶的阳谋;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眼中,又常将“一带一路”看做是中国馅饼、中国红包,有利则参与之,无利则摈弃之。在中国国内,也存在一些负面评价,如认为“一带一路”体现了中国“救世主”心态,中国热衷于在国际社会“好大喜功”,是“花钱买好评”等等。

当然,笔者也不赞同另外一种心态,即一谈“一带一路”就认为好得不得了,这纯粹是以宣传的口吻与国际社会交流,体现了极强的自负与民族主义心态。其实,笔者跟踪研究“一带一路”四年,去了几乎有所国内边疆省份,几十个丝路沿线以及相关国家。我感觉越深入了解这一倡议,就越不会轻易评价其好坏,她就如同一个孩子,未来的发展取决于我们的态度,取决于对其用心推进的程度,对其投入负责的程度。因此,不需要对“一带一路”唱高调,也不需要唱衰这一努力。

在黑天鹅、灰犀牛频发的时代,“一带一路”增添了一抹亮色以及确定性,即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确定性,中国充分融入国际社会的确定性,中国坚定参与全球治理的确定性。判断“一带一路”是机遇还是陷阱,要看其内涵实质,即如何定位“一带一路”,该战略的哲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基础是互联互通(connectivity)的,既要打通发展痛点,也要仰望人文高点。今天国际社会需要互联互通,半个世纪、一个世纪之后依然需要互联互通,“一带一路”早期建设需要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长期建设需要政策沟通、人心相通。

最近,笔者在十九大之后赴欧洲三国访问——荷兰、捷克、奥地利,三国均对“一带一路”高度关注。中国机遇对欧洲特别是中东欧的影响是扎实显现的。例如,2012年赴捷克旅游的中国人只有三万人,到2017年赴捷克的中国游客达到了50万人。但笔者在访问期间看到一则《产经新闻》2017年11月28日的报道,美国国务卿蒂勒森(Rex Tillerson)在一场演讲中指出,中国政府正在全力参与太平洋和印度洋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对于这些国家来说祸患远远大于利益。在其眼中,“‘一带一路’陷阱”有两重含义:债务风险、就业风险。

债务风险

蒂勒森指出,中国为获得基建项目而进行的投资,将致使接受投资的国家形成庞大债务。从投资合同上分析,蒂勒森还强调称,被投资国很容易陷入债务不履行困境。东南亚国家还是应该以美国为核心,团结一致地对抗中国强势推进的“一带一路”战略,不能被中国庞大的资金所控制。

在早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的优先领域,重要基础设施项目通常需要数十亿、百亿美元的投资,且投资周期长,中央企业或国有企业是主力。这样的项目往往需要多方或多个国家的参与,中国国内的银行或项目国家的银行在资金规模和服务能力方面都无法满足这一需求,因此需要共商、共建、共享。过去四年,中国政府一方面推动亚投行、丝路基金等融资平台建设,另一方面积极鼓励基于BOT形式的PPP模式,坚持企业主体、市场导向。同时,“一带一路”越来越重视能够发挥软联通作用的轻资产项目,这些项目的主体往往是民营企业、跨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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