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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税

让国家间竞争起来

盛洪:看到美国减税方案通过时,我们应认识到,这是国家间竞争的结果。当球踢到中国一边时,我们也应该高兴。

拉弗曲线告诉我们,当税负过重时,降低税率会导致税收额的增长。这是因为减税激励了企业与居民的生产和投资,使经济总量(即税基)显著增长。因而降低税率甚至会增加税收。如果这个简单道理大家都能接受,就没有是否减税的争论了。问题在于,一般而言,政府是一种提供公共物品的垄断组织,它的内在机理就是要提高公共物品的价格。其结果是税收总额会显著大于公共物品所必需。这就形成了减税空间。然而,对于拉弗理论所展现的美好前景,由于是未来之事,存在着不确定性,而当下的税率是眼前利益,三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政府行政部门倾向于拒绝接受。

即使是在有着制衡机制的美国,也因为布坎南所说的财政幻觉和投票机制的弊端,不能有效约束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增长,所以美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增高,以致布坎南认为不可能在美国的议会民主制度下受到约束,因而提出宪法改革方案,要在宪法中规定财政支出不得超过财政收入。但布坎南的这个改革方案很难在美国实现,因为要修改宪法需要得到国会两院三分之二多数和四分之三州的同意,而大多数人会因赤字政策看起来对当下有利而不会支持财政平衡原则。而在缺少制衡机制的中国,更缺少遏制宏观税率上涨的机制和手段。

一个成功的减税改革,就是要对抗垄断组织的内在机理,就要依靠内外两方面的力量。在内部,就是要依赖于主张低税负的文化力量。在西方世界,如美国,主要依赖于经济自由主义传统。这次特朗普的减税方案的法律过程中,有137名经济学家联名发表公开信支持减税,为“减税与就业法案”得以在国会通过助了一臂之力。在春秋时期,当孔子听说弟子冉求帮助季氏增税,生气地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儒家轻徭薄赋思想对以后两千多年的税赋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文化究竟是一种软的力量。真正能够使之起作用的,还要借助于来自外部的竞争。

在总结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时,张五常教授说,主要应归功于县之间的竞争。竞争的指标就是提供公共物品的价格,竞争的标的就是流动着的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具体表现为企业对本地的入驻。由于竞争,各县就要竞相降低作为公共物品价格的税率。然而在我国,税率并非县级政府所能决定,我国税法规定的17%的增值税,只有四分之一归县级掌握,即一个县政府最多能减免4.25%的税率。但在另一方面,县政府以降低它提供的土地的价格作为竞争手段,它经常以零地价吸引企业。五常教授证明,税就是一种分成租。只要征税和收租的是一个主体,租税可以互替。在五常教授看来,这也是一种税率的竞争。

如果从更大的范围去看,中国的改革得益于国家间的竞争。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是一个重税国家。人民公社制度,是一个极重税体制,其间最重的税负古今罕见。如在农业集体化和人民公社期间,实际的田赋率,即征收公粮和低价征购余粮的比重,一般都在30%以上,最高时接近50%(1960年)。比较文景之治的三十税一(3.3%),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四十税一(2.5%),真是天壤之别。我们知道结果是,带来了大饥荒。在此之后,政府调整了过高的田赋率,但仍然维持从农民的手里拿走所有余粮的制度,使中国民众一直处于勉强糊口的状态。这种实际上的固定工资制,仍是一种高税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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