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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不分左右

张千帆:左右两派都需要言论自由和人身自由的宪法保护,对待宪法的态度应该一致,积极推动宪法的实质性实施。

11月,广州警方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为由,拘捕了北大哲学系毕业生张云帆。申请批捕期限将近时,才有其家人找我,告知他是在一次大学读书会谈论“敏感”事件遭人举报,但并没有说明他本人的思想背景。我也没有多想,当即表示支持。

近年来,因言获罪者多矣,广州警方的行为有明显违背中国宪法第35条的嫌疑。此事的法理极为简单——事实上,中国绝大多数事件无需法理,只需常识即可判断。我当时说了几点:首先,需要确认张云帆是否存在违法行为;如果没有,则几乎不论他说了什么,均属于宪法言论自由保护的范围,不能入罪。如果无罪,警方即应立即还其人身自由;即便要找个台阶,给予“取保候审”,也应立即让他回家,而不可“变更强制措施”,在不明地点通过“监视居住”继续限制其人身自由。

后来友人告知,这个张云帆是“毛左”。这才在网上搜了一下,也没有查到什么,只是说他信奉马列,在校期间曾任北大马克思学会会长。其亲朋好友或许怕自由派人士不支持,所以未告实情。其实,这种担心完全没有必要。自由派在言论自由这个问题上是从来不含糊的,无论是否同意言论本身。左右两派对中国的民生问题和社会弊端有不少同感,但是对解决方案的认知大相径庭。自由派当然不会认为中国的前途在于回到毛泽东时代,但是也绝不会因为不同意左派言论而放弃言论自由的基本立场。因此,不论张云帆的个人背景如何,我对此事的立场是不会改变的。

事实上,从此次以及个别以往事件来看,政府不只是打压右派言论,而且也限制左派言论,只是力度有所不同而已。譬如“屠夫”吴淦也因言获罪,近日获刑八年,其罪名就不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而是“颠覆国家政权”。但不论如何,左派同样是限制言论的受害者,也需要言论自由和人身自由的宪法保护,左右对待宪法的态度应该是一致的,都应该积极推动宪法的实质性实施,而不应站在反宪政的立场上,因为意见不合而纵容甚至怂恿政府剥夺对方的基本权利。这样显然是极为不智的,最后连自己的基本自由都保不住。既然宪法是所有人的护身符,放弃宪法无异于自我迫害。

当然,在左右割裂日益严重的中国社会,要保持言论自由的心态并不容易,因为这不只是要求自己的言论有自由,也要允许他人的言论有自由——借用美国大法官霍姆斯的话,尤其是那些我们憎恨或不耻的言论,而这不容易做到。言论自由要求我们把别人当人——而不是白痴,把自己也当人——而不是上帝。这甚至都说不上是“宽容”,而只是维持起码的风度,让明明会犯错的自己少犯错,犯了错也不至于太丢面子;我们给别人留退路,其实也是给自己留退路。但是在一个没有宗教传统乃至把宗教当作“封建迷信”的国家,我们却恰恰没有这个传统,常常不知不觉让自己站在上帝的位置上,不给自己留任何退路。在有些情况下,明知自己错了,但因为先前说话太满太绝,而不肯认错,因为自己不肯宽容而变成非要为错误辩护。那样就太悲催了。

在对待“文革”等历史事件和毛泽东等历史人物上,左右两派针锋对麦芒,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其实,只要不把任何人当做神或魔,不采取宗教式的封闭心态,心平气和就事论事,这些问题都是有解的。一时无解,暂且淡化也不失为一种策略;非要谈也可以,只是要对事不对人,不要把一场公共事件讨论演变成私人感情纠纷。自由的言论应该是无畏的,但无畏的表达无需伤人。譬如像洪振快那样探讨“狼牙山五壮士”的真相,依靠扎实的文献资料和实地调查论证自己的观点,没有一点情绪化的表达。当事人的家属和左派很可能不高兴,但是面对自己不喜欢的观点,正确的方法不是谩骂,而是同样用事实说话。政府当然更不应该简单通过一部立法,禁止民间自由探讨历史真相。这种做法不会带来稳定,而是助长社会不讲理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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