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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则横议

回望2017年:“低端人口”和正派社会

王军:“美好生活”应该是能带给人们幸福的一种生活,也是彰显社会正义与公平、同时没有羞辱的一种生活。

2017年刚刚结束,这一年中国发生了许多事情。虽然其中绝大多数与我们每一个人未必有直接的关系,但作为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人,作为看客和围观群众,有时也会感同身受,觉得有话要说。

如果要选出三五个词来形容过去一年给普通中国人的感受,那么,笔者以为“低端人口”、羞辱和幸福感应可列入,它们并不相同,但却相互交织,或有形、有力,或无形、无奈,一共构成2017年时间之轴的突出元素。

在2017年发生的多起引发社会热议的事件中,无论是虐童事件,还是拆广告牌,亮“天际线”的行动,都远不及“低端人口”来得更具冲击力,因为这一提法本身就具有直捣人心的效果,更别提动真格的行动了,令人惊心胆颤不说,还夹杂着震惊和愤怒的成分。不过,若将这些事件置于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背景下去观察,或许并不难理解。

从时间上看,北京清退“低端人口”的行动,发生在中共“十九大”结束不久,这似乎与“十九大”报告对“美好生活”的描绘不太合拍。在社交媒体上,对“低端人口”事件出现了一边倒的鞭挞之声。一种共识基本达成,即任何人,包括政府,都不应居高临下地以为自己掌握着高人一等的智慧,不由分说地替别人决定什么是“美好生活”。本质上看,这次行动是计划经济思维的卷土重来。虽然改头换面,口号变了,但作法却与从前没什么两样。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重温和牢记一条实践证实过的结论,那便是,依计划经济理念治理国家,带来的注定是一场灾难。

从清退行动中,我们看到“执政为民”只是一个悬在空中的口号,不愿落地,地方上的真实情形或许是执政为官,唯上是举。因为只要上级高兴了,无论下级和普通百姓多么不满,甚至到了民怨沸腾的地步,手握“枪杆子”和“笔杆子”的政府也有办法强力摆平,并营造出一派歌舞升平的样子。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到了迫在眉睫的关头,否则,上述事件不仅会换个花样再次重演,而且还会让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难以实现。

“低端人口”还让笔者联想到以色列学者阿维夏伊•玛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在政治哲学论著《正派社会》(The Decent Society)的观点:我们亟待建立一个没有羞辱,让人体面、有尊严地生活的社会,这便是正派社会,也就是文明社会。如果说羞辱是一种恶,包括无家可归、贫穷、血汗工厂、被压榨和剥削以及缺少卫生条件等,那么,尊严则是一种善。与赋予人们荣誉和尊严的善比较而言,铲除恶,尤其是废止一切羞辱社会成员的制度性安排和行政法规,对于中国的执政党而言,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

玛格利特进一步拓展了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分析逻辑。在玛格利特看来,根除羞辱应以公平和正义为前提,因为如果公平和正义缺席,羞辱社会成员的现象和行为就会成为家常便饭,难以禁止,而尊严则会沦为毫无德性的摆设,成为特权阶层的华丽外套。在此,我们也需要重申罗尔斯的精髓,即公平是社会生活的最高价值,任何(缺少法律依据地)限制和剥夺他人人身自由,歧视他人,多数人暴政,以及无视个体间命运差距的作法,统统违反了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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