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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艺录

汪涛:青铜器藏家主要是中国人

吴可佳:汪涛博士指出,藏家越来越重视艺术品内涵和历史传承。青铜器量少价高,藏家多是对中国历史有情结。

(编者注:本文是 “汪涛:青铜器后的另一个宋徽宗”一文的下篇。汪涛博士在本文探讨了世界范围内青铜器收藏市场与藏家的概况与趋势。)

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的“吉金鉴古:中国古代皇室的青铜器收藏”2018年2月底盛大开幕。本次展览是过去三十年来中国古代青铜器在海外规模最大的特展之一,集萃了北京故宫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和波士顿美术馆等一批珍藏。策展人、芝加哥艺术博物馆亚洲拓展事务执行总裁、亚洲艺术部普利兹克特聘主任汪涛博士畅谈青铜文化。

策展人汪涛博士

吴可佳:您讲到的北宋时期皇室收藏与文人收藏的对立很有意思,可见对于青铜器的收藏在当时也代表了对于话语权的掌握。

汪涛:可以说是一种较量、一个互动、也是一个竞争关系。文人收藏青铜器,对其的解释与宋徽宗作为皇帝的解释是不一样的。所以宋徽宗曾经要把私人收藏的这些青铜器都没收。你看他的《博古图》里面,很多东西原来都是私人收藏,被他给没收了。有个故事,李公麟去世后,宋徽宗到李公麟家,看看他家里剩下的收藏能不能拿到朝廷里面来。收藏其实可以说也是政治上的一个斗争手段。宋徽宗开始执政的时候要改革,踢开他父辈重用的那些政治家。当时与宋徽宗针锋相对的那些人也收藏古代青铜器,因此宋徽宗也不愿意他们有权有势、有话语权;确实他要做的是垄断对古代的解释权和话语权。可是,从实际的效果来说,吕大临的《考古图》在后世的影响超过了徽宗的《博古图》。

鸟尊,商代晚期, 芝加哥艺术博物馆藏品

吴可佳:咱们接着讲乾隆对青铜器的收藏。在参观展览的过程中,您提到本次展览中有一对方彝,其中一件是乾隆旧藏,这是一个新发现。这个故事也很有意思:能否和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研究和再发现的过程?

汪涛:像我之前说的,乾隆,包括乾隆之后的文人对于青铜器的收藏,没有北宋金石学家们学术性那么强。其实就是随大流了,因为元明清的金石学发展缓慢。乾隆的收藏很丰富,但本质上与当时文人的收藏区别不是太大,两者之间也没有北宋时期那种冲突。刚才你提到的这一对方彝很有意思。方彝是商代酒器中比较罕见的重器。这次展览中有一对 (图录43-44),一件是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馆藏,另一件是美国私人收藏家借出的;它们应该是早年同时出土的。原来的研究和记载都说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那一件是来自乾隆旧藏,而另外一件我们知道是经过清代几位文人收藏流传下来的。可等我们把它借到一起, 就发现它们的传承关系刚好是对调的。 《西清古鉴》著录的时候非常详细,把铭文很逼真地描出来;这两件方彝铭文都一样,但其中一个有残缺,而且残缺的部位都不完全一样。一经对比,证明目前属于美国私人收藏家的那件曾经是乾隆旧藏。这就纠正了之前学术著录里的一个错误。另外,用更直观的方式来看,乾隆收藏的那件,表面打过蜡,做了一些绿锈;而另外那件,仅仅做了基本的清理,并没有在表面上做进一步的处理。因此将这对方鼎并排展览,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对于我们了解中国古代青铜器的收藏著录可以说推进了一步。我们研究判断一件青铜器, 除了艺术风格、技术特点,还要考虑器物的皮壳包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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