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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

对手判别中国的“五个尺度”

丁学良:凭借几条深层次主线,我们才能冷静解读为何美国政界终于宣示中国已成其两大主要“战略竞争者”之一。

本文为“外部世界反击中国:此伏彼起”系列之三

本专栏上一篇回顾了从1990年代初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战略分析圈和决策层如何在多个潜在的威胁性对手里判别中国居何位置。在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尽管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态发生过几次巨变,美国的国际环境也有戏剧性的翻转,立场持平居中的观察家仍然能够在纷乱迷眼的世事人事变幻的背后,梳理出几条深层的主干线。凭借这些,我们才能冷静解读为什么美国政界包括军方到了目前阶段,终于不加遮掩地反复宣示,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两大主要“战略竞争者”之一(参阅美国陆军部长2018年4月5日在华盛顿传统基金会的战略规划演说:“Army Secretary Outlines Vision for Success in Future Conflicts”,美国政府www.defense.gov网站视频)。

第一个尺度分量最重

在笔者的研习视野里,美国政府和非政府的精英层判别该国潜在威胁者所使用的第一个尺度,是聚焦在政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体系上:对方是民选的政府,还是非民选的?是多党竞争的代议制,还是一党始终当政的?如果是非民主制的,是更靠近权力高度集中的“专权制”(authoritarianism)——如第三世界众多的军人政权或家族统治,还是更靠近权力极度集中的“全权制”(totalitarianism)?在“全权制”里,意识形态是属于右翼的——如当年的纳粹德国,还是属于左翼的——如当年的苏联阵营?就这几组变体而言,后一类的更容易被美国(及其铁杆盟友)精英层视为主要威胁,因为这类政体的权力更加集中、几乎不受任何约束,可以更快速和更有力地推行强制性的对内对外政策,说出手就出手。而美国精英层深知自家的政体是天天吵架处处扯皮,既难于保密,更难于突然出台厉害的措施,跟全权制对手打交道老是慢了几拍,猛然被击吃大亏的几率太高。

第二个尺度是关乎种族和文化包括宗教。就美国判别潜在对手而言,越是早先,越是看重种族的因素,越是新近,越是看重文化的因素,这与美国本土的变迁大体上是一致的。美国精英层把国际关系中的文化因素看得偏重的时期,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风行的那些年,目前已经稍有退潮了。在其它因素同等的情况下,美国精英层对同文同种的外方更感亲近一些,这也是人之常情。如果对方不是白种人、不是基督教传统,则更容易引起误解和猜疑。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反击和连锁反应,是突出的实例。如果对方的政府或宗教团体实施有组织的迫害基督教信徒的政策或措施,就易于招致美国公众的同仇敌忾。

第三个尺度是规模。对方的领土(领海)、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数量、素质、年龄结构、性别比例)、地理位置等构成了其综合潜力的基本要素,这个道理明显可见。需要稍加解释的是,这些构成一个国家综合潜力的要素,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自然环境的变迁,各部分的相对价值或重要性会有显著的浮动和升降。比如自然资源,以前人们最关注的往往是石油,而现在则变成淡水。1999年底美国情报部门的新世纪全球安全报告里,给予淡水资源以非常显要的位置,把它视为国家或区域的生存、发展、内部动乱、外部战争的一个大主变量。而中国则是主要经济体里淡水资源最缺乏的国家之一,不但影响到本国的生产和生活前景,而且影响到与周边国家的战略纠纷。又比如地理位置,有的地方过去是交通和贸易的要害部位或者无足轻重的部位,而随着生态的变化和技术的进步,就会变成相反的状况。气候变化将使冻土地带和冰封水域的经济价值和战略价值大大提升,是鲜活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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