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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改革

中产阶级和十万亿级产业:乡村振兴加速器

沈晓杰:中国应该打破城市流向乡村的诸多门槛,允许城市上亿人次的中产阶级到乡村田园自由生活和创业发展。

【编者按】中国改革开放至今40年,中国农村虽然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它并没有和国家整体或城市同步发展,其所面临的问题仍旧是系统性和全域性的,这是否证明中国农村的改革真的失败了吗?对此,FT中文网推出“中国农村改革”系列文章。本文是该系列文章第三篇。编辑事宜请联络tao.feng@ftchinese.com。

中国经济目前正处在一个关键的时期。一方面距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仅仅还有两年左右的时间,而现在中国乡村的现状与发展,与当初预期到2020年所实现的初步现代化的设想,距离相差甚大;另一方面,中美贸易战等新增的负面变量,也使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增加了诸多不确定因素。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实施有效高质量的乡村振兴战略,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中国的顶层,也急需能够通过乡村振兴战略,打开一条新的生路。

这也就难怪在去年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上提出乡村振兴国家战略以后,中国最高领导层在一些重大场合再三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伟大意义,并频频推出一系列相关政策和部署。

七月上旬,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又对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推进会议“作出重要指示” ,特别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摆在优先位置,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让乡村振兴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行动”。与此同时,中国众多地方省委书记也纷纷发表谈话和出台措施,力挺共推乡村振兴战略发展。

“五级书记抓”、“优先位置”和“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行动”等等,这些“高度重视”下特有词汇,充分说明乡村振兴战略之迫切和重大。

那么,在贸易战的压力之下,有什么路径和方式,能以最快速度的激活乡村振兴,提供及时迫切、规模可达万亿级规模的新经济增量来抵消诸多的负面影响?答案是肯定的。

这就是打破城市流向乡村的诸多门槛,允许城市上亿人次的中产阶级,按照市场自由流动和乡村发展的规律,到乡村田园自由生活和创业发展。

把上亿最有活力的的城市中产阶级,按照市场原则和城乡流动需求,“播种”到日益空心化边缘化和愈加凋敝的乡村,不仅可大大提升中国乡村最亟需的人气,更可“立竿见影”的提高中国乡村中产阶级的比例及人口的素质和活力。上亿城市中产阶级的到来,不仅可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带来最稀缺的天量的资本和财富,还可为乡村发展的转型升级换代带来包括高科技在内的各种技术和专家人群,以及久经沙场富有眼界的投资者和建设者。同时,上亿规模的中产阶级的到来,也为乡村带来了最值得期待的市场要素和中高端消费群体。

中国乡村的问题和其他方面发展一样,如果仅仅靠政府行政力量来解决,也就能起着宣导和带头的作用。要想真正化为蓬勃发展、轰轰烈烈和星火燎原般的改天换地的国民运动,只能靠民间的市场觉醒和广泛发动,尤其是城市中产阶级的参与和行动。他们才是中国农村的发展“最快的加速器”和最新也是潜力最大的“新动能”。只有他们的参与,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才有了最强的支撑。

几年前,武汉的一些退休工人自发的到郊区的乡下租房养老,这无论是对城市还是乡村的居民来说都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城里人到乡下养老,空气清新,环境优越,生活成本还大大降低,并同时给“美丽贫困空心化”的乡村带来了各种技术和项目投资。而对农民来说,不仅过去常年闲置的农房和宅基地被盘活出租出去,而且整个乡村也带来的新的商机和就业机会。武汉市政府发现这一新的城乡融合潮流后,对这民间创举高度重视并顺势而为,在去年4月正式启动鼓励市民下乡租赁空闲农房兴业的“市民下乡”行动,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鼓励市民下乡租赁空闲农房兴业,促进新农村建设。据报道,该政策实施9个月,武汉市就有10078户闲置农房签约出租,年租金达1.49亿元,户均年租金约1.48万元。按照武汉官方的介绍,该市通过农村空闲房屋出租搞起的市民下乡、能人回乡、企业兴乡“三乡工程”,已吸纳资金160亿元投入农村,帮助农民增收2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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