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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

技术进步带来的不都是福音

桑希尔:硅谷某些人士现在担忧,最新的技术进步,如合成生物学、人工智能和普适运算等,可能导致全球分化。

硅谷的乐观情绪通常和美国加州的阳光一样耀眼。但是,当我今年参观硅谷时,却被一个科技亿万富翁异常悲观的担忧触动了:“分化的人类”的风险。

今年夏天在海滩读过比尔•盖茨(Bill Gates)大力推荐的汉斯•罗斯林(Hans Rosling)的《事实真相》(Factfulness)的人都会相信,过去几十年人类一直在趋同。据罗斯林表示,发展中国家正在迅速赶上发达国家,以至于继续使用这种二元术语毫无意义。在大多数衡量标准上,人类正一致趋向于更长寿、更健康、更安全、更富足的生活。

伴随着更好的治理,技术在这个“人类进步的秘密无声奇迹”中扮演了主角。电力、抗生素药物、洗衣机、集装箱和互联网等各种发明促成了这种伟大的趋同。我们应该倾听这位已故瑞典作家列举的美好理由,忽略大多数有关灾难的新闻头条,关注根本层面的数据。趋势是我们的朋友。

但是,令硅谷某些人士感到揪心的担忧是,最新的技术进步,如合成生物学、人工智能和普适运算(pervasive computing),可能颠覆这个圆满的故事,导致全球分化。科技行业的很多人似乎确信,人工智能带来的自动化消除多数工作岗位只是时间问题。在工业革命期间。我们对“肌肉”进行了自动化,在当今的认知革命期间,我们正在对大脑进行自动化,这可能产生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冲击波。

这种思路有助于解释“全民基本收入”这一“万能药”解决方案的吸引力,该方案将让我们准备好迎接大多数公民在经济上毫无价值的时代。一些科技大亨想在新西兰购买豪华的藏身地,或者建造逃往火星的逃生舱,其背后似乎也隐藏着对社会崩溃的担忧。

显然,我们应该关注的是,最懂科技的一些人似乎是最为“敌托邦”(dystopia)的人。同样,我们应该抵制技术决定论,这种论调往往既受到科学现实的塑造,也受到科幻小说的影响。

不同社会采用和使用技术的方式存在天壤之别。只需要比较一下朝鲜和韩国的差异。一个可以说是地球上网络最封闭的国家,另一个是联网最发达的国家,尽管他们都说同一种语言、生活在同一个半岛上。

在最近的一次技术会议上,我就人类分化一事问了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他的智库对这类议题感兴趣。这位前英国首相表示,只有当政策制定者未能对技术颠覆做出充分应对时,这种情况才会发生,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他的观点是,很多政府还没有完全理解技术的影响,因为他们往往受到的影响最小。如果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1945年至1951年担任英国首相——译者注)回到当今的伦敦,他会对普通公民使用的技术感到震惊。但他在白厅(Whitehall,英国政府内阁所在地——译者注)应该会觉得很自在,因为白厅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像上世纪40年代他担任首相时一样运作。“科技对政治的颠覆不足。”布莱尔称,“它真的应该改变政府。”

布莱尔倾向的解决方案是在科技公司与政策制定者之间进行结构性的对话,摸索出如何最好地进行互动。这种对话必须纳入发展中国家,他们吃亏的风险最大。布莱尔称,“如果科技界人士不与政策制定者好好对话,那么这种(人类分化的)局面可能会出现。”

试图组织此类对话的其中一个机构是“繁荣之路”(Pathways to Prosperity)——由慈善家梅林达•盖茨(Melinda Gates)、印尼财长斯莉•穆尔雅妮•英德拉瓦蒂(Sri Mulyani Indrawati)和泛非经济集团(pan-African Econet Group)的创始人斯特拉夫•马希依瓦(Strive Masiyiwa)共同担任主席的关于技术和包容性发展的委员会。该委员会正在把技术专家和政策制定者的专业知识汇聚在一起,“把技术变革的潜在风险转化为包容性发展的机会”。

该委员会的学术主任斯特凡•德肯(Stefan Dercon)称:“未来10年会有大量监管改革。我们希望确保发展中国家拥有发言权。”

我们时代最大的挑战之一将是确保最强大的技术既服务于私营部门的利润,也服务于公共利益。我们只是处于这场斗争的起点。

译者/马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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