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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业观察

消费升级VS消费降级:破解迷思

程实、钱智俊:“财富效应”和“进步效应”构建了消费升级的“蛇形路径”,并衍生出复杂的价格现象和市场行为,是当前种种迷思的成因。

消费迷思之三:“盯物”。 既然只盯“质”、“价”皆不足取,那么同时盯住两者变动,是否可行呢?例如,如果某领域消费品的价格、质量同步下降(上升),能否定义为消费降级(升级)?我们认为,恐怕也不尽合理。这一定义只考虑了物的变动,而忽视了人的感受。在外部环境的冲击下,消费者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接受,在消费体验上存在着根本差异。

对于当前中国而言,这一区别在四个方面最为鲜明。第一,得益于政策环境的改善,居民主动减少炫耀性消费,拒绝腐败性消费,导致部分高档餐饮娱乐消费萎缩,显然不能算作消费降级。第二,如果供给结构失衡,旧型药、低档食品、低价租房等产品因无利润而不再生产,新型药、高档食品、高价租房等优质品垄断市场,人们被迫以高价格消费更多优质品,这种被动的“消费升级”显然偏离应有之义。第三,伴随消费理念的转变,消费重心正在从传统消费转向新兴消费,从商品消费转向服务消费,导致部分“过气”商品出现质价同降,与消费降级也无直接联系。第四,得益于中国消费金融的快速发展,消费者获得了在时间上安排消费(尤其是大件消费)的更大主动权。因此,消费质量和价格的变动可能不再平滑,而是逐渐趋于浪潮状,导致短期的起伏更加难以代表消费格局的长期演进。

消费升级的定义、机制和路径

通过剖析上述消费迷思,可知:以质量、价格等经济指标定义消费升级、降级并不一定可靠;缺少体系和框架的情况下,盲目定义会失于偏颇;消费者的主观感受不可忽视。基于此,本篇研究回归本源,从消费者福利角度来构建分析框架,进而理清消费升级(降级)的定义、机制和路径。

首先,消费升级(降级)的定义。根据我们此前研究,在中国消费格局的分析框架中,居民的消费能力由基于生命周期的长期预期收入曲线表示,供给侧生产潜力由生产边界曲线表示。两曲线的唯一切点,表示居民最大化地利用消费能力和供给侧潜力,所能实现的最优消费总福利(详见附图)。

伴随该切点的变动,居民消费总福利的上升(下降),即为中国的消费升级(降级)。基于这一视角,界定消费升级(降级)的关键,不在于消费篮子中的具体组合,而在于两大曲线的变动能否为消费者提供更充裕的选择空间。只要空间扩大(缩小),居民的主动选择必会导向更多(更少)的福利,即实现消费升级(降级)。这解释了“盯质”、“盯物”的迷思,即为什么单凭榨菜、白酒等消费单品的变动,以及被动接受的消费组合,无法评判消费格局的演变。

其次,消费升级(降级)的机制。具体而言,两大曲线的变动如何实现消费升级呢?这主要通过两种机制进行(详见附图,消费降级反之亦然)。一是“财富效应”。随着经济繁荣和制度优化,居民对可支配收入和家庭资产的预期值水平上升、波动率减小,推动长期预期收入曲线向外部扩展,与更昂贵、也更优质的生产边界相切。如此,新切点将向右上方运动,消费总福利上升,并伴随总体物价水平的上升。二是“进步效应”。由于科技进步的加快,一系列生产边界将整体下移,并按照质量由低到高的顺序,在时序上先后与预期收入曲线相切。由于品质越高的生产边界越平坦,因此新切点较旧切点,向左上方运动。这表明,消费总福利上升,并伴随总体物价水平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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