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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

私塾先生

许章润:观北京街头又现大字报,称“文革是人类文明的灯塔”,回想起70年代初家乡一位人形鬼怪、受尽凌辱的私塾先生。谁还这些先生们一个公道?

一场大水过后,满目疮痍,天地苍茫。灾后重建,披星戴月,历经春秋,父母带着我们终于搬进新家。草屋三间,筚门圭窦,距老宅十丈,夏热冬冷。一家七口,临河而居,伴夏雷冬雪,看春涨秋落。劳生息死,形如蝼蚁。但既然是家,天地怀中一个窝,便顿觉安全而温暖。门前小径,交通东西,是小镇尽头与乡野的通贯之处。早晚总有行人,天黑则难觅身影。河对面偶有车辆经过,轰轰隆隆,在这个前现代的时空,倒予乡民烟火滋养的感觉。每日早中晚,不远处区政府的高音喇叭定时鸣响,播放遥远北方伟大领袖的伟大号召,音调盛大,情绪高昂。看不见,摸不着,虽遁形却有迹,无远而弗届,仿佛全知全能,因而才令人恐惧。它们喧阗而阒寂,神秘却张扬,向劫后余生的这一方水土提示着时代的行踪。

这是1970年代初期,饥馑与恐惧笼罩着乡民身心,却又仿佛有所期待。“日食半升,夜眠七尺”,岁月遂在忐忑中流走。

时常有位老人打门前经过。身板高大,微驼背。夏季破帽遮颜,冬季腰间系根草绳。印象中总是穿双草鞋,裤脚卷到膝盖以上。有时边走边朝门里张望,匆匆而过。有时停下要口水喝,站在门前一饮而尽。偶或慢慢辍饮,坐在门槛上聊几句家常,齐东野语,无悲无欢。快饮的是水缸里舀的井水,慢啜的则为暖壶里的开水。家里没茶叶,似乎只有过年时才喝上茶,有次找到一小块冰糖搅拌于井水,都说好喝。母亲对老人持之以礼,总是恭迎恭送。

许多年里,我并不知此公何人,也不曾起过打探的念头。只记得他坐在门槛上时,曾经好奇地盯着他膝盖上的疤痕斑斑。少年离乡,匆匆于生计,追逐浮华,大家都成了无根浮萍。我陌生于乡里,也早把这个人忘却。直到六年前家父过世前不久,病床前陪他说话,讲到老家往事,这才将前因后果拼连起来。

老者不老,那时节大约尚不到花甲。原是小镇教师,父母私塾的先生。文革后不久,始押于“群专”土牢,后下放务农,户口迁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其时,厉行城乡二元壁垒,乡村如洗,真正一穷二白。一年四季劳作,没日没夜,交出公粮后,而居然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春荒结队乞讨,却为公权围追堵截,是家常便饭。大姐高中毕业后作为知青下乡,背包出门走远,母亲便躲进灶间,放声大哭,凄苦为平日所无,缘由在此。如此这般,先生等于被逐出化外,任由生死,而生死不得。政治止于水边,城邦之外非神即兽,此为古典希腊意象,一脉绵延于大西洋两岸,辗转翻新,指东打西,异己者尚有一线活口之望。源出自斯拉夫蛮族的共产极权,无孔不入,却又郭野分处,从而粘连新旧偏锋一齐发作,既纵容旧恶,复加处新辱,真正是天罗地网。可怜那教书先生,身处其间,只好荒野求生,却又难逃专政网罗。

洪水前“运动”势酣,有名无名的仇恨尽情释放。“牛鬼蛇神”批斗游街是小镇的热闹节日。记得一天清早,睡梦中为锣鼓和口号惊醒,窗前定睛,但见一干人形鬼怪,脸颊涂墨,头顶尖头高帽,五花大绑,弯腰低首,逶迤走过。那帽子总有三尺多高,摇摇晃晃。后边押送人员,挥舞棍棒,不时敲打鬼怪,将重又直腰抬起的头颅猛地往下摁压。棍棒有名,专称“文攻武卫棒”,粗若腕口,长约一米有半,两头涂红,中间染白。挥舞之际,状如火轮,飕飕带风;用力抡击,颅脑花开,肋骨声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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