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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噪音

台湾的反智传统

张铁志:当社会过度强调功利、实用主义,当“拼经济”成为主流价值,结果就是人文精神低落与民主生活空虚。

“从托克维尔开始,研究美国的人大都会认为在这个国家中,实际的商业主义压过了思考。民主政治与商业至上的美式生活,培养出一种心态与习惯,就是凡事需要迅速作决定、快速反应以抓住机会。因此深入、细腻与精确的思考并不是美式生活所鼓励的。平民大众从日常生活中累积出的经验与直觉才是最可贵的人生指引,也是支持美式民主背后的共同价值观,而过于深奥的美学、哲学或宗教理论其实不但不实际,还会让世界更混乱。”

这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半世纪前出版的经典著作《美国的反智传统:宗教、民主、商业与教育如何形塑美国人对知识的态度?》(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今年台湾出版了中译本,如今读来正是时候。

何谓反智(Anti-intellectualism)?中文翻译听来像是说人愚笨,但恰恰不是。霍夫斯塔特区分了“智识”(intellect)和“聪明”(intelligence),大家都推崇“聪明”的价值,但“智识”则未必。“聪明”是要达到特定且清楚的目标时所需要的能力,它可以让人们掌握、安排与调整事务,“智识”强调的是“批判、创造与思索的能力”,比较接近中文说的“思想”或者“知识内涵”,是更广博地理解与反思世界的能力。前述引文所指出的:“凡事需要迅速作决定、快速反应以抓住机会”,是“聪明”;“深入、细腻与精确的思考”是“智识”。

在台湾,一如作者眼中的美国,整个教育体制与社会主流鼓励的是聪明,因为聪明让人成功,但是聪明而成功的人,如银行家、律师、医生,未必有“智识”。

对“聪明”的鼓吹和对“智识”的贬抑,呼应的是一个社会对实用性和功利性的强烈执迷,将金钱与商业价值视为至高。这个,正是长期主导台湾政治论述的意识形态:“拼经济”。

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次公投结果和部分选举结果,反映了台湾在智识文化方面的贫乏。

价值思辨的缺位

以同性婚姻平权和性别平等教育来说,很多反对者未必真的“反同”,但他们并未能真正了解这些议题的意涵与后果,反而是各种偏见与错误信息四处流传,制造了不必要的恐惧——恐惧和歧视往往来自对新的或陌生价值的不了解,而不了解就是因为智识环境的贫脊。(当然,另一个关键问题是,这些公投题目本身就把议题过度简化,甚至语意让人困惑。)

至于高雄的“韩流”现象,因为民进党的执政不理想导致民怨,但无可否认的是,韩流的动员基础主要建立在情绪与修辞上,而非深思熟虑的政策。在他与民进党候选人陈其迈的电视辩论会上,两人的差异已经很明显。

又如报载很多人在韩国瑜当选后,才去google什么是“九二共识”,一如英国公投脱欧后人们才开始查什么是“Brexit”。而的确,根据一项学术研究,超过一半的台湾民众对九二共识的理解是错误的,有三分之一的人认为是“一边一国”。

尤其,韩国瑜最主要的诉求就是“高雄发大财”,甚至说要“政治零分,经济一百分”——这样的口号民众会喜欢,但无疑是虚妄的谎言,因为任何政策选择就是政治。他甚至说过以后不准意识形态的游行,这更让人联想到俄罗斯普京和各种民粹强人不都是强调经济成长,叫大家不要关心政治吗?当然,这也正是威权时期国民党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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