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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

数字时代:IMF与中央银行的新战场

张彧通:数字时代的金融创新产生的自发秩序与公共政策存在拉锯,创新决定了IMF和全球央行在数字时代的角色边界。

受邀参加乔治城法学院和杜克大学法学院联合主办的会议期间,我有机会参与了今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春季会议。继在前两届春季会议中掀起热潮,科技和金融仍然是今年的热点话题。IMF安排了一场有关的公开研讨会和六场专题讨论,占据了所有话题之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专门主持了“数字时代的货币与支付”研讨会,这是拉加德作为主持人的三场研讨会之一。IMF正在将数字时代下的经济与金融、科技与数据之间的互动视作重要的工作领域。“数字时代的货币与支付”是公开研讨会的主题,也是今年IMF春季会议关于科技与金融(IMF将其称作“新经济”)的主题。IMF邀请了来自央行、银行、金融科技公司等公私部门的领导者共同探讨货币与支付系统、加密资产(Crypto-Assets)、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CBDC)等话题。从全球来看,从市场参与主体到市场监管当局,科技对于金融的渗透都不断在发生。谈及到支付时,大家普遍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当之无愧的样本和领先者;谈及到加密资产时,IMF和世界银行共同测试了一项前沿项目(Pilot Program),在两个组织内开展基于区块链的加密资产交易实践;谈及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时,欧美国家主要将重点和精力放在了经济模型和普惠金融适用上。

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做是目前全球对于“科技与金融”最前沿的关注和理解。可惜的是,此次的多轮研讨反映出这群“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对于至少两个问题的认识仍然处于粗浅的阶段,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第一个问题,全球普遍对于金融科技创新的认知片面,没有意识到金融科技是结构性创新。在这方面,中国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但是此次新经济的讨论,缺少了来自于中国的嘉宾分享经验,对于中国经验的“二手加工”更向世界传达了许多错误的观点,无法反映出中国创新的全貌。例如有嘉宾指出,中国在支付领域的创新优势生发于糟糕的零售银行系统以及急需要获得金融服务的中产人群。正确,但是片面。中国在金融科技领域的领先优势是结构性的。单一市场中,电子商务的发展和社交软件的普及为金融服务的可触达性提供了可能;衣食住行相关的App刻画了用户相关的信用画像,为金融服务的可实现性提供了可能。与此同时,基于这些场景所提供的金融服务反过来又促进了各类行业的发展。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顾客、互联网平台、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以及监管机构共同构成了一个闭环。在这个闭环中,每一个角色都扮演了一个基础性的角色。所以,微观上的创新领先是个案性质的,它们会一个点一个点发生;而宏观上的创新领先则是积累所形成的规模效应。第二个问题,金融科技带来的货币、支付、资产创新反而造成人们对这些概念的理解混乱。最典型的例子是,去中心化的比特币模糊了货币、资产、支付的边界。起先,比特币被创造来用于加密支付;由于其脱离了中央银行的监管和使用价值的约束,比特币成为世界历史上增值最快最高的“资产”。这些运用分布式架构所创造的去中心化“货币”同时成为了价值不菲的“资产”。来自芝加哥大学的两位教授在他们的研究中发现,近几年来,大约有超过70%的洗钱行为是通过比特币完成的。在比特币升值的这段时间里,全球的各类犯罪行动的洗钱行为也达到了峰值。这个例子反映出加密货币的实用主义,它们不是先验地被赋予了货币的角色。可以说,在所有的创新中,任何一个都比不上货币创新这颗明珠。过去很多年中,各种电子现金、加密货币层出不穷。有些是直接创造了全新的“货币”,例如DigiCash,E-gold, LR Coin这些比特币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去中心化货币,他们的交易方式是通过电子化的秘钥转移实现的。而另外一些身负货币之名却是实现真实货币转移的支付方式,例如风靡非洲的M-Pesa系统,在斯瓦西里语中指的是移动现金,实际上是一种移动支付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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