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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投资

中国的影响力投资

邱慈观:在中国的历史框架下,当民间的影响力资金拟携手社服组织协同解决社会问题时,首先就面临投资对象难求的挑战。

英国《金融时报》的“善投资”论坛启动已有几年,旨在驱动民间资本向善,以一种能产生环境、社会及治理(ESG)效益的方式,发挥资金的向善动能。

今年4 月10 日在香港举行的“亚洲善投资”论坛(FT Investing for Good Asia),系以区域转型为题,讨论新浮现的投资契机。会议下设分论坛,主题宏观微观都有,前者以驱动资金善流为重点,后者以ESG 嵌入式投资、弱势群体投资、气候行动投资等具体策略为主旨。当然,契机蕴含挑战,故论坛亦就市场流动性、企业家能力等可能影响契机之顺畅发展的挑战,予以解析。

这两年善投资在国内备受瞩目,而影响力投资(impact investing)呼声甚高,故香港论坛特别成立“国内影响力投资”分论坛。影响力投资的名称于2007 年首度由摩根大通银行、洛克菲勒基金会等提出,开始几年内涵不明确,形成很多混淆。但随时间进展及多方努力,用法逐渐聚焦。依据国际主流机构(如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组织/GIIN),影响力投资有四种界定特质。首先,这类投资的参与者须具备创造社会(含环境)影响力的明确动机,而展现于其所提供之资金、产品或服务上。其次,影响力投资是投资,不是无偿捐赠,故其投资人对资金有财务回报要求。第三,影响力投资的财务回报,依投资人、资产、标的等类别而有差异。第四,影响力投资包含对社会影响力的管理与衡量。

更明确地,上面第一个界定特质标出了“动机”对影响力投资的重要性,而这种积极性摒除了任何把社会影响力视为副产品的ESG 投资策略,如负面筛选。动机性与积极性适用于影响力投资场域里的三种核心参与群体——投资人、金融中介及被投资企业,不仅表现于其行为,也纳入法律合同。第二个与第三个界定特质关乎影响力投资人,他们是“双底线投资人”,有财务、社会两种回报的要求。依个人对两种回报之要求轻重,影响力投资人又分为财务回报优先者(finance-first)及社会回报优先者(impact-first)两类,彼此形成互补。当再加上慈善家只要影响力(impact-only)的无偿捐赠时,就产生了多层次的资本结构,从而扩大影响力投资可能有的机会。第四个界定特质关乎抽象动机的具象化,而落实于社会影响力之管理制度的搭建、数据的收集、指标的制订等,援为相关决策者使用,对影响力做管理及衡量的要求,使它有别于另一些积极的ESG投资策略,如股东参与法。

基于对影响力投资的共识,当天分论坛以中国影响力投资的特质为主轴,围绕着宏观层的机构背景、中观层的组织发展、微观层的具体案例等问题,展开多视角讨论。讨论内容可归纳成以下三个层次:

一是,宏观层问题:从机构背景看,针对社会痛点问题,当政府投入资源递减,而由民间的社会资金及社服组织协同解决时,主要挑战为何?

二是,中观层问题:从组织建构看,影响力投资场域里的参与群体,就最关键的投资人、金融中介及被投资方三种,发展情况如何?

三是,微观层问题:从具体案例看,国内的影响力投资落在那些领域?有那些代表案例?

从题目看,第一个宏观层问题涉及机构背景因素、社会痛点问题、社服组织等,而此处概念辨析益显重要。宏观背景包括法令规章、社会制度及思维模式,它们往往形成制约条件,决定了某特定项目被驱动的可行性,譬如把民间资本导入社会痛点领域。社会痛点方面,国际上常以联合国十七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凸显,包括除贫、医疗渠道、洁水及卫生等。痛点问题对所有人都造成困扰,但弱势群体常波及最深。影响力投资常以创投(VC)方式,把资金引入替弱势群体提供解决方案之初创事业,以产生社会影响力。至于初创型事业的组织形式,可以是营利企业,也可以是融合营利与非营利两种机构逻辑的混合型组织(hybrid),而社企为其一。但无论组织形式为何,它们都以提供社会所需之产品与服务为导向,故常以“社服组织”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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