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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

中国更应警惕自我孤立于世界

王明远:中国能否成为全球领导者,关键并不在于克服美国的围堵,而是在于怎么化解自己内心焦虑的这堵围墙。

前不久香港中文大学刘遵义教授在香港出席一个财经论坛时指出:贸易战对于中国而言,一个很大的风险是被世界孤立,被世界排除在外,被包括投资和贸易在内的多边秩序排除在外。今年以来在多个场合他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刘遵义教授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经济学家,他早年任教于斯坦福大学,是对中国早期经济改革建言献策最多的海外华人学者之一;刘遵义教授还是我就读香港中文大学时候的校长,我经常获益于他的讲座和著作;他还邀请诺斯、阿罗等经济学大师来香港中文大学讲学,让我有机会从更深的视角看待中国经济转型问题。总之,刘教授是引导我走向研究中国经济之路一位关键的人物。

虽然刘遵义教授的研究是基于认真的数据分析,也提出了促使中国扩大开放的善良建议,但对于刘遵义教授的结论,笔者仍提出不同意见:世界不会孤立中国,中国最大的风险是自我孤立于世界。

全球化的世界从来不希望排斥中国

全球化是一个持久的浪潮,有人把它追溯到蒙古帝国西征,更多的人倾向于把15世纪末的航海大发现看做全球化的起点。但西葡两国开辟的全球化,只是传统掠夺式帝国的空间的扩大,并没有规则和模式的创新。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应该始于17世纪后荷兰和英国工商业文明国家,以贸易和投资为载体,通过推广开放、自由、法治等规则,将世界整合成一个利益共同体。

西方从直接遭遇中国开始,就可以说为了把中国纳入世界秩序,无所不用其极。第一次正式尝试应该是1793年英国国王派出的马戛尔尼使团访华,这也是中国所接触的第一次近代意义的外交活动。接下来的整个19世纪,西方可以说为了把中国带入全球化是既打又拉,但以拉为主,打也是为了拉。虽然两次鸦片战争有割地赔款,但英法侵略中国的主要目的不是获取土地和掠夺财富,而是希望中国更多开放市场,这与日俄帝国主义带给中国的伤害不可同日而语。此外,西方人还在中国兴办医院、教育,用“贿赂”国民的办法来改变中国人对西方的观感,减少中国人对加入世界秩序的抵触,这些都客观上奠定了中国近代公共事业的基础。

从洋务运动和清朝新政的经验来看,西方也是积极在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上帮助中国。洋务运动纵然是清朝自强的需要,也跟英国为首的西方推动、支援不无关系,技术层、管理层很多重要人物都是英国人。清末的两次重要外交活动——1896年的李鸿章出访和1905年的“五大臣出洋”,也都得到西方极热情的招待,总统、皇帝、政要都纷纷出来接见,还为他们细致地展示西方社会发展的成就,并悉心传授经验。

西方为什么不愿意让中国游离于全球化之外呢?首先,自17世纪以来中国人口就稳定地占世界的五分之一以上,高峰时期达到三分之一左右,天然逐利的资本主义自然会千方百计地想把中国吸纳进入市场。西方也尝尽了中国市场的甜头,在近代,即便是东南沿海有限地区和人口参与全球化,已经让西方受益匪浅,西方金融巨头中的汇丰、友邦都是诞生于中国;而到了1978年以后的开放,中国更纵深地参与全球化,西方很多跨国企业的市场扩张和利润增长主要依赖中国。其次,中国文明本身有很多特质对全球化是有益无害的,比如,在两千多年来儒家文化熏陶下国民养成的吃苦耐劳、善于学习、自律的品质,让中国人很容易被塑造成符合现代化生产要求的、高质量的劳动力和技术人才;作为个体的中国人没有太强的宗教情结,比较容易认可西方的价值观,并且愿意接纳或融入西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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