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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瑾经济人

长安十二时辰之外的安史之乱

徐瑾:农民起义往往和经济天灾有关,但是安禄山叛变,并不是此类;经济因素,其实并不是安史之乱爆发的因素。

《长安十二时辰》播完,大众重新燃起对于唐代的兴趣。今天谈到唐代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不少人会说经济问题。在《长安十二时辰之外的安禄山》《唐朝为什么失败:长安十二时辰之外》刊出后,不少朋友在公号《徐瑾经济人》留言,谈及土地兼并或者税收过重问题。

这种判断对么?很大程度,这是来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惯常思维。于是,成为不少人谈到叛乱的条件反射。事实上,安史之乱有所不同。

贫富不均导致安史之乱?

确实,农民起义往往和经济天灾有关,但是安禄山叛变,并不是此类。我的看法,经济因素,并不是安史之乱爆发的因素。唐代财政的问题,我另外撰文再谈。

简单而言,我们今天看唐代问题,不应该带有今天的视角。唐代财政和明代甚至宋代财政其实区别很大。在安史之乱之前,唐朝的财政压力有,但不致命,随着安史之乱,战事压力加大,而中央政府逐渐丧失不少对于地方财政控制,唐代财政才会压力骤然加大。《长安十二时辰》处处渲染的藩镇与财政压力,其实更像安史之乱后的局面。唐代政府,相对还是小政府。即使安史之后,藩镇割据时代,中央政府财力受到影响,但是中央政府常备军财政压力,也小于后代。

杜甫的诗歌“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这虽然有理想化色彩,但是可见在开元全盛时刻,百姓日常没有收到影响。开元结束到天宝之路的不到二十年,经济自有周期,不会骤然变化。

我们要记住,后代历史记录者多数是科举出身的士大夫,他们对于历史的总结总带有简单儒家因果色彩。那就是,如果没有重用儒臣远离所谓小人,就马上有灾难。对开元民间疾苦的诸多抨击,其实不少来自对于实际主政者李林甫等人的不满,实际证据并不多。

李林甫受到玄宗赏识,在不少记录中,不仅是一个“口蜜腹剑”的小人,而且应该为安史之乱负责。这部分源自李林甫出身带来的偏见。他祖上是唐代宗室,以门第进入官场。这不是后代士人习惯的科举方式,后来看重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并不把他看作同类。

事实上,李林甫身居相位,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十九年,在法律军事税收财政方面建树不少。他所做作为,也是在勉力经营唐家盛世,倒是和晚清的李鸿章有些类似。

最重要的一点,不少人认为李林甫重用安禄山,因为他的番将背景,便于驾驭。这话也不错,但背后有谁爱趋势,而不仅仅个人偏好,甚至不是李个人决定所能主宰。如前所说,收编番将的传统从唐太宗时代就开始了;唐太宗的激进开边,又留下太多的边疆问题。到了玄宗朝,重用番将也是无可奈何的“以番制番”,来对抗边疆此起彼伏的滋扰。

安禄山就曾经表示,他不怕玄宗,唯一畏惧的就是李林甫。恰恰随着李林甫去世,杨国忠上位,对安禄山步步紧逼,甚至将安禄山招到长安考察。对当时的安禄山而言,可以说稍有不慎就时刻有性命之虞,不得不靠卖傻表忠心保全性命。如是三番五次之下,可以说逼反了安禄山。这是安禄山叛变的最直接动机,可以说是导火索。所以当安禄山叛变消息传来,众人惶恐,玄宗也不例外。最淡定的,反而是杨国忠,露出一副我早就告诉你的得意口吻。

当然,没有杨国忠,安禄山可能会叛变,只是大概率不会在玄宗朝叛变。

安禄山如何造势

安禄山并非蛮干之人,此前我在《徐瑾经济人》也谈过他起兵造反前假意忠诚。此外,他为了造势也做了不少准备。现在不少研究指出,除了军事等硬实力准备,安禄山利用了“软实力”。

首先,他在边塞利用祆教(拜火教)等宗教资源。历史学家荣新江就说,安禄山自称光明之神的化身,并亲自主持祆教祭祀活动,可以说,让自己成为使胡族宗教领袖。大量蕃兵胡将追随安禄山反叛,部分原因也于此有关。

安禄山的准备不止于此。拜火教这种姿态,显然有利于整合边疆胡人,但对于中原士大夫而言,还需要他们熟悉的话语系统,比如天命正统更为重要。安禄山对此,也准备不少。他起兵造反之后,也借用了天象作为政治宣传。 

按照 《新唐书•天文志》记录,唐玄宗天宝九年,天象出现异常,“五星聚于尾、箕,荧惑先至而又先去”。也有记录表示是四星聚。古代星象异动,往往和政治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天子失德甚至改朝换代。学者仇鹿鸣考证了这一事件,指出“与其认为古人关心天象变化本身,还不如说其更在意天人感应模式下投射在世间的政治纷争,因此天象记载本身的精确性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时人如何理解、诠释、应对天象的变化”。

中国古代正统性,往往借用金木水火土等五德,来表示王朝更迭是天命所在。因此,安禄山也借用了“金土相代”说法来造势,认为用金来取代唐代的土德。他的这种选择,也列用了当时的政治环境,也就是唐朝自身王朝正统的大论争。唐最开始承隋,所以自认为土德。逐渐,随着唐代统一中原,短命的隋朝好像就显得有点不合时宜,所以初唐时,诗人王勃就认为唐代应该直接承接汉朝的火运。

这种争论,不是看起来那么简单。从初唐直接延续到玄宗朝,甚至涉及了李林甫和杨国忠两位的政治斗争。仇鹿鸣认为,承汉或是承隋,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礼制上的争论,在事实上却是标识周、唐两个政权分野的重要象征。比如,武则天以周代取代唐朝,就借助“金土相代”的说法。如今,时隔半个多世纪,安禄山故技重施,显然在借助局势,也足以激活当事人的记忆。

所以,安禄山的造势,凸显了自身的正统性。他借用了这次天象作为造反根源,直接挑战了玄宗的合法性,宣扬唐王朝天命已尽。这背后,除了体现了安禄山除了对中原文化的深入理解,更在唐代做官多年的政治觉悟。仇鹿鸣认为,一般胡族政权在建立之初,往往对这样的合法性诠释学说了解有限,往往一段时间汉化之后才能对此有所作为。

严庄本人的故事也很有趣。在安史之乱平定后,他居然还能利用局势,安然无恙继续在唐朝做官。这背后,那就体现了一个关键,那就是安禄山政权中,并不是只有骄兵悍将,还有严庄这样的汉人谋士在发挥作用。可见不仅安禄山并不上不懂中原权力游戏,而且他的身边拥戴者,并非都是过去记录中乌合之众。

为什么选河北?

考察安禄山叛变的原因,河北是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安禄山起家和叛乱都在河北,那就是为什么安禄山会选择河北?这里的河北是黄河之北的意思,包含河北北京等地,当时有范阳、镇冀、魏博三镇,也被称为河朔三镇。

河北地处边疆,长期有战事,契丹回鹘等部落长期侵入,朝鲜半岛当时属于唐朝,也与河北接壤。可以说,河北地理位置很重要。然而,从唐朝开国到唐玄宗时期,河北的存在,一直有“异域”色彩。

当时的河北,特别在哪里?对于唐代,这是一块有些特别的土地。在地理上,我们知道,唐代起家太原,定都长安,一直奉行所谓“关中”本位制度,大致是今天的西北位置。那么,对关中相对应的,其实就是唐代的山东,也就是崤山或华山以东的地区。

唐代的河北道中南部,是“山东”的一部分。所以唐代说河北时,很多时候也会谈及山东。这曾经是南北朝时期北齐的故地,不少山东士族就在这里。

在政治上,李唐的根基是关陇贵族,和山东士族相对应。今天我们已经知道,李家有鲜卑血统,虽然自称陇西李氏,甚至是陇西李暠的后人。但是冒认的可能性很大,这和隋朝杨家冒认弘农杨震做法差不多,不仅为了好看,也是为了笼络不同阶层。陈寅恪就说, “据可信之材料,依常识之判断,李唐先世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

李家虽然是天子,总被认为来历不明,如李、崔、卢、郑、王等山东士族,甚至有底气拒绝公主的联姻。因此,唐太宗让官员修订《氏族志》,结果还是崔氏列为第一。对此,李世民对此非常不满,钦点皇家李氏第一,皇后长孙氏第二,崔氏与其他山东士族列第三。即使如此,实际上,士族高门使得世人趋之若鹜,甚至不惜出重金联姻。结果导致唐高宗时代,还行颁布高宗为此颁布“禁婚令”,禁止高门士族内部通婚。

婚姻和做官,是门阀政治的关键。一流士族有传承数百年的底气,所以即使面对新兴的天潢贵胄,并不会因此就冒然折服。这种带有贵族式的骄傲,是对于古老门风的坚持,并不仅仅是门阀政治的封闭可以解释,这也是后代平民社会难以理解的往事。总之,在这样的情况下,关中和山东,其实并不是一条心,甚至有些彼此看不上。

至于唐代河北道北部,情况又不太一样。如今,这里也就是北京以北地区,情况更复杂。大多是契丹、奚等少数民族和汉人的混杂的地区,因此,也会出现了所谓的“胡化”问题。

 “河北胡化”的问题,在安史之乱开始被重视,其实安知之乱前已经有苗头。陈寅恪先生所谓“当日河北社会全是胡化,非复东汉、魏晋、北朝之旧。”河北地区的胡化,并不是说胡人居多,而是文化上的胡化,形成与中原尤其关中地区不一样的文化。因此,河北政治、军事、财政不仅和长安关系不直接,民间社会也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也就是不以儒教和及科举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故论唐代河北藩镇问题必于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方能得其真相之所在也”。

由此可见,河北从中南部到北部,从上层到底层,和李唐都有些芥蒂。在历史上,河北的军事传统和李唐也有违和之处。河北的地理位置,从军事等方面,一直很重要,经济也可以自给自足。可以说,从和李唐起家的太原在军事上互为犄角。在隋末,河北是起义军窦建德的根据地,对抗颇久,归顺唐室之后,又成为李建成等人根据地。

大家都知道,李世民上位,以玄武门的宫廷政变。夺得天下之后,他表面开明,看起来仅仅追究李建成和李元吉,放过追随者。其实,他对于其原有势力颇为忌惮,登基初期不用河北山东人士。

这种情况下,原本在战略上重要的河北地区,在唐初基本很少设置兵府。随着在契丹的部落兴起情况下,河北成为蛮族滋扰之地。随着契丹的叛乱和平等,朝廷对于当地依附叛乱者,更是进行严厉处理,导致了河北民众诸多苦难。在武则天的神龙年间,狄仁杰还为此上奏,请求朝廷宽大处理。学者谷霁光认为,唐朝政变不少和河北有关,意味着长安对于河北更多采取消极的猜忌和防备。

与此同时,河北民众对朝廷反感也日渐增长,加上当地胡化尚武,粗豪风气日胜。与《长安十二时辰》中岑参齐名的另一位边塞诗人高适,就多次描写类似风度,“营州少年厌原野,孤裘蒙茸猎城下。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

当我们考察安禄山叛乱,地理因素非常重要。很可能,不仅是他选择了河北,可能也是河北选择了安禄山。或者说,河北长期对唐朝的离心力,使得这块土地选择了安禄山作为他们的代言人。历史板块的驱动力量,使得一个原本不那么重要的人物,一跃而在舞台中心,成为时代之手的代言人。

这是命运,也是历史趋势的涌动。我们在看历史,往往以为一朝天子一朝臣,唐玄宗时代的问题就是唐玄宗时代埋下,其实百年对于历史不过一瞬,一个政策要形成趋势,往往起码要数十年的作用。

安禄山之后的唐朝,虽然名字还是唐朝。但是从政治权力以及经济文化等因素,已经开始了巨大变化。从盛唐到晚唐,华夏气候已经变化,但是从唐代到宋代,更是巨大变化。这是安禄山无意间开启的趋势,他也许是小人物,但是他的后来者却不缺乏。

历史从不着急,它有的时间。但是后来人,往往只关注一时一地的变化,错误总结历史的原因和结果,这种简单的思维,缺乏对于耐心的尊重,最终导致了洞察力的缺失,从错误的总结中引出更错误的政策。(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亦为得到《徐瑾•经济学大师30讲》主理人,更多可见作者公号《徐瑾经济人》(ID:econhomo)

衍生阅读:

《安禄山 : 皇帝宝座的觊觎者》

作者:[日]藤善真澄 

译者:张恒怡

出版社:中西书局

出版日期: 2017-2 

《安禄山叛乱的背景》

作者:蒲立本

译者:丁俊 

出版社:中西书局

出版日期:2018-4 

《长安与河北之间》

作者: 仇鹿鸣 

出版社: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品方: 谭徐锋工作室

副标题: 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

出版年: 201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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