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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

约翰逊绝不是英国“戴高乐”

杰克逊:最近有人把英国现任首相约翰逊与法国已故总统戴高乐相提并论。但相比起戴高乐,约翰逊实在差得太远。

把现在的政治领导人与过去的政治领导人进行比较是一种流行的游戏——领导人自己也喜欢玩这种游戏。就因为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写了一部糟糕得出名的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传记,他在照镜子时竟然看到了被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称为“温斯顿”的那位政治家。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最近有人把约翰逊与查尔斯•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见文首照片)作比较。既然这样,为什么不是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或者伯里克利(Pericles)呢?

如今有一个时尚,那就是把领导力视为一种可转移的技能。人们踊跃聆听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或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等离任的政界人士提炼自己对领导力的看法。但由于领导人所处的环境从来都不一样,这种做法是徒劳的——只是可以让演讲者在养老金之外赚点外快。人们可以把戴高乐有关宪法的说法套用在领导人问题上:“希腊人曾问圣人梭伦(Solon):‘什么是最好的宪法?他回答:‘先告诉我是针对什么人,在哪个时期?’”

话虽如此,如果说真有人对“领导力”有什么高见的话,那可能就是戴高乐。在1940年登上历史舞台之前,他写过一本关于这个主题的理论性较强的半哲学著作,值得我们好好思考。他的主要观点是,领导力需要反省智慧与直觉行动的某种结合。正如他曾经说过的:“亚历山大(Alexander)胜利的背后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反省需要根植于一种深厚的普通文化;它需要一个能够综合和概括的大脑。但是,反省必须得到道德勇气的平衡,还必须具有即使抗命也在所不惜的行动决心。他赞许地引用了日德兰战役(Battle of Jutland)后有人对杰利科勋爵(Lord Jellicoe)的评价:“他具备纳尔逊(Nelson)的所有品质,只是缺了一点:他不知道如何违抗命令。”

戴高乐在1940年决定离开战败的法国完美体现出了这两种品质。此举展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道德勇气,但也基于他的富有见地的分析:法国沦陷只是一场世界大战的开端。在1940年6月发表的著名演讲中,戴高乐呼吁法国人民团结在他的身边(最初没有成功),他不只是说“跟随我,希望得到最好的结果”。他的慷慨陈词——“法国抵抗运动的火焰绝不能熄灭”——得到审慎论证的平衡,后者向法国人提供了保持希望的理由。

这种把领导力看作一种排除任何煽动的耐心教育的观念,对戴高乐来说至关重要,但与约翰逊的风格恰恰相反。在1958年再次上台后的头4里,戴高乐发表了一篇又一篇演讲,解释为什么法国不能继续保留其在阿尔及利亚的最后地盘。戴高乐是魅力型领导的高超实践者,但与民粹主义背道而驰。

在法国人可能如何看待眼前的短期利益(他们可能想听到什么)以及他对法国人的较长期国家利益的看法之间,戴高乐经常会加以区分。1958年,他做出了很多不得人心的经济决策,但他的动机是他认为这么做符合法国经济的长期利益(他在这件事上是正确的)。

虽然1940年法国精英向敌人的投降让戴高乐极为震惊,但他还是尊重造就这个国家的法国高级文官(hauts fonctionnaires)的专业主义和奉献精神。这与约翰逊及其支持者动辄抨击英国公务员或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官员的倾向是何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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