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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选

为什么拜登让批评者无可奈何?

加内什:大多数美国人对拜登的看法在多年前就定型了。他不会激发他们的激情,但也不会引起他们的恐惧。

“后特朗普”时代平静的华盛顿出现了一些喧嚣,不过有点喧嚣总比没有好。这个夏天,天主教的主教们探讨了是否应该剥夺一个人领圣餐的资格——这个人正是美国总统。从两方面看,这一姿态都很愚蠢。首先,不论乔•拜登(Joe Biden)对堕胎是什么态度,他的牧师或者罗马教廷都不会支持剥夺他的资格。其次,美国的神职人员不得不宽恕自己沾染世俗政治的行为,他们所起到的作用只是彰显了美国总统总去教堂做礼拜的虔诚。他们为总统形象增光添彩的工作做得比白宫工作人员还要好。

我们可以由此以小见大,看到美国保守派的“拜登难题”。他的个人特质——老、白、传统到骨子里——比他的所作所为更能给选民留下鲜活的印象。因此,在上任头六个月里他虽然表现大胆,有时甚至是鲁莽,他却基本上没有被冠上激进主义的帽子。他的支持率即使已在下降,也仍高于50%——这是他的前任没能越过的坎。在他担任总统的首个100日之后(这100天得到的赞扬和谴责都是因为其显示的雄心之大),选民认为他比当年这个时候的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更温和。

这种鲜明对比不仅限于他的老上司。假如希拉里•克林顿(Hilary Clinton)当上总统,并以拜登这样的速度将美军撤出阿富汗,她会被称为反战分子。可谁会用这个词去形容一位老兵的父亲?假如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担任总统,上任后全国犯罪率像现在这样飙升,这会被视作左派天生治理宽松的结果。拜登1994年支持了一项严苛的犯罪法案,这使他免于此类指责。拜登凭借自己的履历,甚至自己的身份,获得了特别的行动余地。

由此,在他身上体现了这样一个美国悖论:古板的改革者。正如名门出身的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推出了“新政”(New Deal)、粗俗的得克萨斯人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通过了民权法案,一个78岁的左派宿敌也可能在一年内推行三项各自都超过1万亿美元的支出法案。其中的道理曾促使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说出英国私立学校应该关门、英国王室应该接受“保守党政府”管束的话。那就是,选民会放心地把改革事务交给那些看起来并不过分热衷于此的人。

就拜登而言,这种固有的信任是可以计量的。很少有政治人士的民调数据单调得如此有趣。从2018年12月——那时他甚至还未宣布参选总统——到2020年春季,他在民主党初选中近乎一贯地保持了领先。对阵唐纳德•特朗普时,他在去年11月大选之前连续14个月保持领先。自从他就任以来,他的支持率尽管不是战后总统中最高的,但却是最稳定的。

所有这一切表明,大多数美国人对拜登的看法在多年前就定型了——这个人已在他们的公共生活中固定存在了半个世纪。他不会激发他们的激情,但也不会引起他们的恐惧。要让他们对拜登改观、将他视为强硬左派操纵下的傀儡,那会十分困难。

让右派感到安慰的是,拜登给两党都带来了问题。目前,必须做出改变的是共和党。共和党一直靠着肤浅的政治——一种认为特朗普强大且精明的广泛但虚假的感觉——过活,现在他们反受其害。拜登只需要出现在屏幕上,请求上帝“保护我们的军队”,左派似乎就与他的政府沾不上边,尽管实际情况有时并非如此。他是赢取信任的捷径,如果没有他,民主党人可能要很费力才能赢得这样的信任。这就是直觉印象的力量,也就是民调者所说的“共识”(valence)问题。

有一件他做不到的事情,那就是自我复制。对民主党人而言,关于拜登不好办的一点是,他这样的人只有一个。也许参议员乔•曼钦(Joe Manchin)是个例外,他是民主党内最后一个能代表白皮肤、粗犷、往往信奉天主教的选民的知名人士,而正是这类选民在上世纪中叶维系了支持新政的联盟。所有其他有潜力的领袖都是出身于奉行自由主义的都市人阶层,这类人后来才成为党内主流。副总统贺锦丽(Kamala Harris),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内阁新手皮特•布蒂吉格(Pete Buttigieg),参议员伊丽萨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国会“四小将”(squad):这些人都会招来条件反射式的怀疑。其中一些人是理想主义者,因此也难怪让人质疑。还有一些人太返祖,都不需要明说了。无论如何,民主党不应对拜登为他们带来的政治许可习以为常。

到下次总统大选的那个月,拜登刚好82岁。他的副总统兼推定继承人虽然不像丹•奎尔(Dan Quayle,老布什的副总统,任内常常出丑——译者注)那么糟,但在处理全国事务上仍可能比较笨拙。有种说法已经出现得够多了:随着特朗普准备再次出山,共和党人到2024年将面临进退两难的局面。这种情况是两党为数不多的共同点之一。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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