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金斯学会李成接受专访，称中国不会成为与西方完全一样的民主国家，但在政治制度方面正进行有价值的探索。

张立伟：中国面临类似问题：经济增长停滞和因贫富分化而日益增加的不满，这种环境往往导致民粹主义崛起。

随着“深港通”启动在即，投资者的兴趣可能返回股市。即便中国房地产热潮降温，深圳的吸引力也将继续存在。

许成钢：讨论文革的性质，不可回避的问题是文化革命会不会重演，或者更宽泛一点的问题是：类似于文革的这样的悲剧会不会重演。

万喆：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起点，教育资源配置非均衡会恶化阶层差距，加剧不平等。什么造成了不均衡？是招生制度？是教育基础？还是招生制度与教育基础的脱节？

曾于里：学界认为中产阶层是社会变革的推动器，但太多例子证明，中国中产阶层的政治属性并不明显，他们呈现出保守、自私与犬儒，是一种普遍现象，也有制度根源。

笑蜀：如果说物质的普遍贫困为当年的经济改革创造了帕累托改进的难得契机，那么今天权利的普遍贫困，则可能为社会转型创造帕累托改进的难得契机。

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张千帆：雾霾等社会问题的总根源是，中国缺少人民能够参与决策并监督政府的制度，以至不能制定和落实能有效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政策。

FT中文网首席财经评论员徐瑾：权威人士为何再谈宏观经济？这一次定调基准是做减法，意味着未来宏观调控风向可能出现取舍。中国道路的未来出路在于改革端。

FT中文网专栏作家沈建光：中国政府是否不准备坚持市场发挥决定作用的原则？改革是否会走回头路？近日习近平考察小岗村释放的政策信号，表达了继续改革的决心。

FT中文网专栏作家老愚：八十年代，“一无所有”的中国年轻人真心渴望改革，愿将热情和力量奉献给自己的国家。那时改革这个词本身就是召唤，给人前行的勇气。

天则所所长盛洪：将国有企业改变为市场中的公平竞争者，让各种生产要素自由交易，不仅会促进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也会推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中国经济迫切需要结构调整，以适应成长期结束之后的新情况。这一调整要从分配开始，使人民创造的财富较多分配给百姓，而不是国家。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中国问题应以立国、立宪、立教、立人为旨归，其核心义项可以归纳为“发展经济—社会，建构民族国家，提炼优良政体，重缔意义秩序”。

维也纳大学东亚学院汉学系夏白鸽：今年是中国开始宪政改革110周年。就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起因、波折和结果而言，110年前的历史轨迹竟能与今日直接衔接，且共同之处颇多，吊诡之处亦似。然而，中国的历史还是不要再继续相似下去为好。

北溟：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核心可概括为“均衡的经济不发展，发展的经济不均衡”；借其理论视角，可以深刻地理解中国经济“行”和“不行”。

经济学家王小鲁：中国收入差距过大的局面一直没有根本改变，出路只能是综合性改革、多方面的体制改革，而不是调一调薪酬、改一改个税的税率就能解决问题的。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刘胜军：今天中国要涌现袁庚这样的改革促进派，不能简单地指望官员的觉悟和责任，更重要是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创造出改革的正向激励。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有感于文革会否卷土重来，疑虑复担忧，遂重申共和国这一伟大理念，重申中国是十几亿国民分享的公共家园。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建勋：从专政走向宪政，需要改变错误的观念和认识，需要改变高度的集权制度，需要走自下而上的变革路径，需要一些人挺身而出。

历史学者章立凡：反思百年来不断循环的民间期许与官家承诺，你会发现，中国人每过几十年就会做一回“中国梦”。今天“中国梦”已升级到最新版本，但未来会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