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家许成钢：已故学者许良英、王来棣共同撰写的《民主的历史》一书，针对中国国内流行的种种误解，系统地介绍了民主制度产生、进化和运作的历程，以及百多年来在中国的坎坷命运。

FT中文网专栏作家徐瑾：旧的经济理论能否应对新的经济形势，中国经济学的痛点与难点在于国际国内双重转折。中国经济学能否中国化？民国经济学家何廉的探索有何启示？未来经济学的“去魅”难以避免。

宁波诺丁汉大学华秀萍：本轮国企改革强调“资本管理”，乐观者预期中国会因此诞生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企，悲观者则认为并无太多新意。国企改革如何逃避悲观者的预期？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刘胜军：思想解放将是决定国企改革命运的关键，《指导意见》之后仍有博弈。国企做大做强，有利于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与中国经济转型吗？

中国经济学家钱颖一：经济学创新是基于深入分析的创新。中国特色客观存在，如何解读则大有学问；停留在表面的中国特色上而无深入分析很难说服人，过度强调中国特点反而使得中国故事变成特例。

Trusted Sources中国研究总监芬比：A股震荡行情和政府救市举措仍会继续存在。如何把握经济发展所需的改革与政治控制之间的平衡，是中国面临的深层次挑战。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在迈出地方债置换一步后，中国政府还寄望于将社会资本引入公共项目，以缓解地方政府资金链压力，但这一模式面临各种挑战。

布鲁金斯学会洛伊特尔特：中国铁路、核电等行业已宣布了一系列国企“巨无霸”的合并。从政治层面而言，合并可能比市场化改革更容易，但这并不代表正确的发展路径。

苏州大学程雪阳：中国的立法法修改似乎找到了走出改革违法困境的新解决方案，但更重要的下一步是对“从试点到立法”的过程技术性设计和实施。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秋风：健全的变革是共同体之事，而不是某个群体之事。因此改革必须坚持一个基本政治原则：让公众参与和审议，不能将围绕改革的决策限定于小圈子。

刘明兴、陶然：目前既要防止利益集团以意识形态为借口阻碍改革，也要防止改革中的浪漫主义。“双轨制”这一政策工具在中国改革历史上多次被应用，也帮中国实现了迄今还较顺利的转型。

刘明兴、陶然：中国的民生政策设计和基层治理改革已陷困局。集权化政策破坏了基层的权威结构，基层治理陷入“越保民生群众越不满；越维稳越不稳”的怪圈。

刘明兴、陶然：如果中国经济转型成功依赖于体制内外基本稳定下的有效去杠杆，就应在向地方提出目标后充分放权，而不是以集权化方式事无巨细地“清单式”干预。

刘明兴、陶然：中国改革的现实是，一旦经济下行，央行就会在各方压力下一次次放水，各部委也开始加速项目审批。不刺激变成刺激，去杠杆反而变成加杠杆，“调结构”所需的关键领域改革却难以实现有效的突破。原因何在？

陶然、刘明兴：中国新一轮改革政策协同不足，不仅是因对风险判断仍存在数据陷阱，还因改革者缺乏底线思维的最坏准备。回顾历史，去杠杆势在必行的条件下，80年代的“双轨制”经验值得重新评估。

陶然、刘明兴：中国既有政治与财政体制都非常集权，且与其他如土地、环保、劳工体制一起，塑造了当前地方政府的“吃饭财政”与“建设财政”。要实现向公共财政转型，不仅需有效约束地方政府的建设冲动，也要减少它们对扭曲性转移支付的依赖。

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如何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曲线？未来中国能维持增长、走向福利社会吗？中国模式可以给匈牙利提供范例吗？对最后一个问题，民主宪政的坚定信仰者，比如我，会确定无疑地回答“不”。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陶然：中国城镇化是涉及户籍、土地、财政的系统改革，而户籍改革的关键，在于启动有效的土地制度改革，全面降低农民工举家在城市定居的成本。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陶然：中国经济从超常态过渡到新常态，需要有效的改革。中国不同的部门、企业、乃至改革涉及到的社会大众，都是改革的利益相关者，都应该参与如何推动改革的讨论，不能让改革被处于优势地位的利益集团所主导。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中国对经济学教育一向不如对理工科看重，而中国经济改革正是运用了经济学；学习经济学不能单靠记忆，要能够用来解释经济现象。

FT中文网专栏作家徐瑾：四中全会再谈依法治国，回归宪法不乏亮点，从法制到法治却仍在路上。经济学视角如何看法治？个人产权是法治基础，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