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凌：杭州市准备动用财政资金对住宅加装电梯，以方便住高层的老人，这真的是一个普惠于百姓的“民生工程”吗？

聂日明：留守儿童能否进城读书、能否在父母身边成长，这是影响全中国以及各个城市长期发展潜力的重大因素。

孙晶：中国这一轮反腐是对几十年来依靠旧体制“疲劳驾驶”的一次大修，目标是增强中央政府和最高层的执政权威。

李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法律、规则与伦理？就此进行超越个案的探讨，可以避免人虎相残后陷入无谓的相互伤害。

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右翼民粹主义正在西方兴起，但这并不代表民主观念和理想失败了，而只是反映了精英的失败。

聂日明：很多政策制定没有公共讨论，也不允许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导致后来者承担政策成本，所有人疯狂抢先。

毛寿龙：我更相信雷洋是路过，而不是去嫖娼了，但他的出事，的确是依靠原始道德秩序提供正当性的国家秩序逻辑的结果。

FT中文网公共政策主编刘波：正面意义上的“政治正确”是理性、对全社会有利的选择，也是人类几千年族群交往经验的总结。

因对高等教育机会不公感到不满，江苏、湖北、河南、河北的考生家长相继举行了抗议

陈振铎：教育没有绝对的公平，不公平在任何一个时代和国家都会存在。制定政策、分配资源的公共部门，能否让公民看到消除这种不公平的努力，缓解各种潜在的社会不公心理，是尽量防止引起大范围冲突的关键。

多年来，越来越多学生选择公共政策硕士(MPP)，而非MBA，许多人因学费较低等理由而报考亚洲公共政策学院，如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刘远举：为何一个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政策在出台前一点风声都没有？宽马路、大小区、大院子正是产权保护和公民权利低下的产物。用导致错误的方法去纠正这个方法犯下的错误，结果很可能不是改正了这个错误，而是加重这个错误。小区到底打不打开，政策最终应由城市居民自己来选择。

FT中文网公共政策主编刘波：当前中国最需要的不是心态开放、能接受政府随意“拆墙破院”的民众，而是心态开放的政府，以尊重市场规律、城市规划原理而不是“拍脑袋”方式决策。

凤凰国际智库研究员李江：郑永年批评中国知识界事件说明当前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相互抱怨。一个原因是，现行体制鼓励“国师”，研究者也有强烈的“国师”欲望。

2015年，中国政治与社会转型又经历了关键性的一年。FT中文网从全年的时政文章中精选了十篇佳文，从不同角度对这一年的政治与社会生态进行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