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陶然：中国经济从超常态过渡到新常态，需要有效的改革。中国不同的部门、企业、乃至改革涉及到的社会大众，都是改革的利益相关者，都应该参与如何推动改革的讨论，不能让改革被处于优势地位的利益集团所主导。

FT中文网专栏作家叶檀：中国楼市的首批投资者已赚足收益离场，只剩下对价格敏感的低收入群体。政府应考虑建立住房银行，以满足这一“刚需群体”的低息贷款需求。

FT中文网撰稿人白天：中国城市里流行讨论剩女，农村愁的则是大把剩男没人可娶。农村女孩子紧俏，对男方的要求已发展成小楼小车小婆婆。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刘远举：以提高入学门槛来限制非京籍人口，实质是以暴力阻止公民追求幸福的权利，与禁止逃荒、强制收容遣返外地人并无本质区别。

城市中国计划研究总监张耕田：中国城市在人口超过450万、密度超8000人后，均出现可持续发展拐点，但这一现象在特大城市东京却未出现，差距就在社会和环境治理。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曹建海：中国城市发展不可持续，既有土地改革落后的原因，也与顶层设计片面追求保增长、GDP考核及地方政府约束机制缺失有关。

中国人民大学陶然：中国新型城镇化模式的建立，必须伴随全面深刻的配套改革。着力点与突破口不是户籍制度，也非财税体制，而是如何建立城乡一体的用地市场和降低城市定居成本。小产权房问题能否解决，决定城镇化的模式与走向。

中国安邦集团研究总部：中国的城市发展正在为过去的房地产依赖付出代价。如果中国继续以负债方式大搞房地产，这个产业将从过去城市发展的动力逐渐转变为包袱。

FT中文网公共政策编辑霍默静：这是一个有趣的状态——印度用从中国学来的参与式管理实现着官员民主思维的转变，而中国讨论“人的城镇化”规划的决策时还未引入公共参与。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黃育川：中国最新公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亮点不少，但缺陷在于要求“严格控制”特大城市规模，引导劳动力向中小城市迁移。这不仅违反“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改革精神，还会加大中国实现生产率增长的难度。

世界银行认为，如果中国通过市场改革抑制城市扩张，将节省约四分之一的基建支出

FT中文网专栏作家叶檀：山东平度悲惨的事件再次提醒人们，土地作为中国最大宗、差价最大的资产，在中国经济中起着怎样的重要作用。

在中国新型城镇化如何推进的议题上，中国的决策者似乎更倾向于宏观的表述，也更多地谈问题和原则。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乐观而积极提供解决方案的外国企业家们。

这份为期多年的基建规划涵盖交通网络、城市基础设施和住宅房地产，力图在增长乏力之际支撑中国经济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守英：中国改革的成功逻辑是，先有底层实践，对不合理的政策与法律进行突破；再有决策层的认可与改革；最后是法律修改与法制化实施。

原中国国家土地管理局郑振源：新城镇化要求的土地改革意味着一系列变化，现存的部门间意见分歧，政府角色以及土地市场的主体及交易权益等问题仍需更多讨论而后行。

中国经济学家华生曾撰文指出土地制度改革存在“六大认识误区”。本文为天则经济研究所“土地制度研究课题组”对华生教授文章所提问题的讨论和回应。

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土地制度改革，必须跳出土地行政指标层层分解严格控制的思维惯性，突破土地财政的恶性循环，紧紧围绕人口城市化的主线，才能突破。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陶然：中央“一号文件”给出一些土地改革信号，包括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融资，但若不允许买卖，银行不会有积极性，小农户利益还将受损。

中国国资委研究员罗天昊：中国城镇化最大的变数被寄托在进城农民身上，但因计划生育导致的人口结构，未来中国无足够的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人口与城市化曲线严重不同步。

中国城乡一体化建设发展中心宋健坤：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仅程序性地提过一次“城镇化”，却突出提到了“城乡一体化”。这不仅仅是文字上的改变，更重要的是战略上的改变。但应该如何解构这一战略转变的决策逻辑和实现路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