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菲莎河谷大学教授陆丁：从中国基本面来看，“新常态”已经是学界的共识。在“三期叠加”尚未解决理清的情况下，发生如此大规模的财政货币扩张，显然令人担忧。

云南民族大学王恩学：中国精英需要再造，需要塑造大批以天下为己任的、有公共意识和责任的精英群体。传统的士大夫阶层或许无须重建，但传统的“士精神”却必须扎实培育。

汇丰高级经济顾问简世勋：在中国，贵州人均收入仅为天津的25%，中国地区之间的差异比发达经济体大得多。但这也意味着，只要拆除地区之间的人为边界，中国拥有比其他多数国家更快扩张的潜力。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新常态是要建立一个公共治理的权利秩序，来支撑市场秩序的常态化发展。为此企业家须关注治理秩序的扩展，以降低治理意义上的风险。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中国应该制定一项改革促进法，以把中央政府与下面的“四条腿”——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重新调动起来。

International eChem董事长霍奇斯：习近平出席巴黎气候大会，象征着中国经济的剧烈转变：中国正抛弃“旧常态”经济，转而专注于打造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拉动型经济。

瑞生国际律师事务所戴维斯：中国新《环境保护法》预示了中国更严厉的环境监管，它首次提出可在污染案中拘留企业相关人员，参考葛兰素史克案例，对跨国企业标准不会比本地宽松。

在诸位经济学者的眼中，“新常态”的新不仅仅在于它与往常的经济状态不同，也在于它是一个复杂的没有范本参考的情况，也没有像官方的解释那样充满希望。

FT中文网专栏作家沈建光：GDP名义增速大幅低于实际增速警示通缩风险，真实情况可能更差；亚投行等中国外交新战略，则有望挑战现有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就像骑自行车，一旦车速减慢，车身就会开始摇晃。在经济发展高度不平衡的状态下实现减速，难度无疑更大。中国在驶向“新常态”的道路上，必须时刻警惕过剩产能和高额债务可能引发的经济“熄火”。

最有可能受冲击的是钢、铁矿石和煤炭等与建筑和基础设施相联系的原材料。但购买力提高，将使得牛肉等食品类大宗商品、黄金以及钯、镍和锌等金属受益。

中国社科院余永定：2008年宏观经济学的失败在于，经济学家对金融市场复杂细节缺乏了解，而市场人士又未能对决策者发出必要警告，中国可以从中吸取什么经验教训？

FT中文网专栏作家张军：中国经济因债务拖累而无法回到正常增长轨道。当下的局面并非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而是“非常态”。如果摆脱了目前的“非常态”，中国经济在未来10年是有望实现中高速增长的。

FT中文网撰稿人赵雪：中国经济相对低调不一定是坏事，专心做事、少争口舌，改革成功的可能性反而更大。今年中国经济走向可能决定未来十年全球经济大格局变化。

日本大学教授李克：杨小凯早逝以至其思想无法上升为“杨小凯主义”。他后期为何关注历史宗教文化对制度的影响？只有制度模仿与创新并重，才可保障经济的长期发展。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与中国大陆的新常态不同，香港所面临的，是相当比例的中产和低收入阶层对本地政治和社会趋势愈发不满，对陆港互动也日渐悲观，特别是对港府的治理方向与方法的不认同，令街头抗争频繁密集。

开域资本邓体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引发各方担忧。面对疲软，各大经济体应对之策不同，中国应该走欧洲、日本的道路，还是走美国的道路？

在国内增长放缓已成“新常态”、大宗商品价格暴跌的情况下，中国钢企急于寻找新业务

FT中文网专栏作家刘利刚：中国经济能否软着陆仍存变数，去通胀化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风险。在“破旧立新”的过程中，经济增长会缺乏引擎和方向。

安邦咨询首席研究员陈功：从金融业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新常态”，巨大的调整将可能冲击现有模式，产生两大类问题，涉及行业结构和行业生态。

FT亚洲版主编皮林：所谓中国的“新常态”，是一段经济重心逐步转移的旅程。对政策制定者而言，应该考虑将资源从公共部门转到民营部门，造就更多“阿里巴巴”，减少一些大烟囱。这听着简单，实际却必然意味着一次苦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