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凌：中国经济是否已不再有人口红利？计算人口对经济增长作用力时，除了需要考虑人口数量红利，还需要考虑质量红利。

亿万农民工进城创造了中国经济的奇迹。但“进城大军”中的很多人，如今却在体味和本文主人公相似的心路历程：辛酸的经历让他们对自己的进城务工之路感到迷茫，甚至开始考虑离开已拥挤不堪的大城市。他们的何去何从，也在深刻影响着中国经济的未来。

FT社评：面对“刘易斯拐点”，中国更好的出路是，推进结构性改革，比如让更多国企接受市场的约束和放开金融业。这场改革还应该有助于增加居民消费所占的比重，让经济增长恢复平衡。

中国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为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数据显示，这场规模庞大的人口迁徙，并非都涌向北上广；外来人口的涌入，也让大型城市的周边城镇日益兴起。

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日益枯竭，中国正面临经济学家所说的“刘易斯拐点”。当“人口红利”转为“人口赤字”，中国经济格局将发生根本性改变，已持续30多年的“中国奇迹”或将变换步调；而当下经济结构中的种种扭曲，却有望因此实现再平衡。

FT亚洲版主编皮林：中国正在迅速“变老”，而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仍然很低。人口问题将是中国富强之梦的最大阻碍，这是三中全会难以回避的。

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以来首次出现下降，这预示着未来几十年中国劳动人口下降速度或将快于预期，并将给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带来深远影响。

光大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徐高：宏观分析要区分不同逻辑的适用范围，否则会带来错误的认识甚至偏颇的政策。长期与短期，总量与结构，政府与市场的界限，都不应混淆。

日本经济过去60年来增长陷入停滞，这与该国劳动人口不断缩减直接相关，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将随其劳动人口缩减而停止增长

FT中文网专栏作家叶檀：围绕数量的争议是愚蠢的。在为人口红利消失、为项目流失而担忧时，不要忘记劳动生产率、企业的效率才是最重要的。

FT亚洲版主编戴维•皮林：人口条件不能主宰经济前途，但它决定了未来的发展空间。亚洲已经习惯了享受有利的人口条件，不过好日子快要到头了。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人才，是中国发展模式转变的关键支撑，“人才因素”将是中国下一个30年以及未来更长远的发展的新活力。

FT中文网记者魏城：如果说农民“的哥”算是进城农民的中层，那农民工出身的老板肯定属于进城农民的上层了，至少是他们中间最为成功地实现了自身城市化的精英。

FT中文网记者魏城：如今，中国许多城市的出租车司机，大多都是进城打工的农民，由于收入相对较高，工作时又无人监管，农民“的哥”也许属于进城农民的中层，但干这一行非常辛苦：份儿钱过高、工作时间过长，究其实，不过是把城里人不愿意干的活接过来罢了。

FT中文网记者魏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最新一波城市化浪潮，从来不是决策层自上而下地推动的，而是追求更好生活的农民自下而上地促成的。

FT中文网记者魏城：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是造成农民工“候鸟”现象背后的两大制度性因素。不少中国学者对其深恶痛绝，呼吁立即、彻底废除之。但也有人旗帜鲜明地主张缓行，认为匆忙废除弊大于利。

FT中文网记者魏城：我们听到了太多的关于加快中国城市化进程之益处的说法，所以，当我最初听到中国学者温铁军对中国城市化现状的质疑时，我不得不承认，我的确感到有些震惊。

FT中文网记者魏城：海南曾经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也曾经是大陆移民的热门流入地：移民中不仅有农民工，还有大量城市精英，但如今海南却变成了移民流出地：流出去的不仅有去大陆打工的海南农民，还有本岛城市青年和大陆回流人才。历史发展和经济规律的吊诡，令人唏嘘。

FT中文网记者魏城：在中国，尽管城市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农村，尽管进城农民在城里经商、务工、甚至捡破烂的收入都会超过在家务农，但他们所付出的代价，却是他们原先难以想象的。可他们为什么还要滞留他乡呢？

FT中文网记者魏城：如果说珠江三角洲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缩影，那广东东莞大概是中国人口大流动、大融合的一个缩影。但在这个举世闻名的“世界加工基地”，所谓的“外来工”却找不到归属感。

FT中文网记者魏城：你能想象吗：在中国，持续了数千年的农耕文明、村落文明，就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加速转向工业文明、城市文明？而那些肩挑背扛、不断涌入城里的乡下人，就是这一巨大社会变革使命的负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