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瑾：6月大跌时，我已警示凛冬将至，市场只是在正确地给出反应，如今情况更为恶化。真正的考验在哪里？国内国外困境之下，如何破解僵局？企业家是核心。

郑志刚：本轮并购浪潮中资金困难的民资被迫让渡控制权是一种理性选择，而国企并购民企，解决自身的体制和机制问题才是此举获得成功的关键。

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翁一：对新一轮的中国国企改革，需要运用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目前虽然一定程度上触及既得利益格局，却无法避免新利益集团出现，更回避了根本的行政性垄断问题。

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学院朱宁：全球500强排名中，中国大陆以95家企业上榜位列全球第二。但上榜企业依旧多为垄断国企，它们对中小企业的挤出效应不应被媒体忽视。

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项兵：人们担忧“国进民退”破坏市场经济秩序，但在现阶段中国，不宜只从经济层面考量国有企业的价值，还应考虑其社会价值。相比私营企业，国有企业更有助于缓和收入分配不均的矛盾。

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冯兴元：虽然在企业数量、GDP贡献、拉动就业和技术创新等层面，中国民营企业都已超过国有企业，但近年来中国民企的生存环境却有所恶化，其根源是多方面的。中国经济结构已到了非调不可的地步，需要政府为民企提供更多空间。

北大人力资本研究所研究员易鹏：《财富》500强是很多中国企业的目标。但61家上榜的中国企业只有2家是民营，这说明了中国经济国进民退的趋势。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孙霈在参加高峰论坛时表示：对民营企业的困境，社会共识并不统一，有一部分人甚至不愿意民营企业进入七大领域。

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金宰贤（韩国）：韩国培养出三星这样的优秀企业花了二三十年的时间。在中国，民营企业要发展，需要的不仅仅是时间，更需要政府“摆正位置”。

FT中文网专栏作家吴晓波:古往今来，中国轻视的其实是商人，却从来不轻视商业。当中国直接进入到产业经济之后，国家资本集团就与民营资本集团构成了竞争之势，后者自然就遭到打压。

FT中文网专栏作家吴晓波：在商鞅的经济思想中，“强国”与“富民”是对立的。人民的贫困与无知被看成是国家兵源和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虽然名声不佳，“商鞅主义”在中国一直有市场。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庆：中国国务院最近发布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被称为“新36条”，其中再次提出要“允许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但民营资本是否能够进入金融领域，还要看“新36条”是否能够很快落实。我认为，中国民营资本在金融领域发挥作用的时机还没有到来。

读者：发改委的这种过渡监管是对民营企业家履行自由意志下约定的商业合同的击打不尊重，也是反人性的计划经济恶梦的重现。

国航将向深航注资6.82亿元人民币，将持股比例提高至51%

读者Johnnyyu：中国国企改革一路走来，其方向和路径是非常模糊的，不进行长期的跟踪，不对国外现代经济发展进行跟踪，并进行两者的比较研究，是不可能得出脉络清晰的结论的。

林涵：中国民营企业在恶性竞争中不断被边缘化，源于国、民的权力二元结构。

MIT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王珺认为，国进民退，缘起“四万亿”引发的流动性过剩，其将加剧产能危机，恶化中国收入分配。

读者johnnyyu认为：近段关于“国进民退”和“中国模式”的文章基本观点相近，缺少不同的声音，其效果与体制内媒体的“宣传”类似，这本身就值得探讨。

国有中石油集团回购旗下上市公司中石油的A股和H股，从对股价带来的影响和回购时机上看，颇让人费解。此举背后的动机究竟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