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千帆：按“功能”将各种城市和农村分为三六九等，经过计划年代的人应感觉似曾相识，本质上是新的城乡隔离。

张乐飞：今年留沪或来沪工作的应届毕业生觉得火大而心寒，由于低效率的户籍审批，很多人正在经历一段煎熬。

根据一项征求意见稿，在北京租房的家长们将有机会让他们的孩子在本地入学。该计划旨在为一线城市的房价降温。

新规要求所有流动人口到派出所登记，这勾起人们不愉快的回忆。随着经济放缓，中国户籍改革总体上陷入停滞。

冯帅章、张晓： 留守儿童问题是特有现象，根本原因在于以户籍为基础的老体制和经济社会新现实之间的不协调。

赵晗：单纯以控制人口为目的提升义务教育入学门槛并关停学校，不仅事与愿违，还会付出不可逆转的社会代价。

徐瑾：杨改兰一家的悲剧揭示：小地方蝼蚁，不如大城市的蜉蝣。从驱赶农民工到驱赶中产，大城市趋势值得警惕。

经济学者孙涤：比较主要经济大国状况，中国老龄化情势最为糟糕，抚养比在迅速滑落。逐步推迟劳动力的退休年龄，是改善社会抚养比势在必行的对策。

上海财经大学陈杰：农民工市民化是中国城镇化最为艰巨的“最后一公里”。意味着让农民工完整地融入到城市社会之中，不再被标签化为只有生产功能、没有生活权利的打工者。如果农民工在城市被排斥和边缘化，不仅将损害经济效率，也蕴含极大社会风险。

上海交通大学陆铭：移民对经济社会发展有益，低技能劳动力流入会带来新挑战，应对办法是公共服务均等化，不能把公共服务限于原住民。

天则经济研究所王军：中国户口制度造成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既阻碍了横向流动，也损害了纵向流动。迟迟不动或阻挠户籍改革，说到底还是利益集团的狭隘偏见。

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翁一：早在1998年至2004年，北京曾实施凭停车证购车的政策。但随着汽车数量增加，停车位不能满足需求，出现开假泊车证的情况，该政策随之无法执行。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陶然：中国城镇化是涉及户籍、土地、财政的系统改革，而户籍改革的关键，在于启动有效的土地制度改革，全面降低农民工举家在城市定居的成本。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陶然：中国经济从超常态过渡到新常态，需要有效的改革。中国不同的部门、企业、乃至改革涉及到的社会大众，都是改革的利益相关者，都应该参与如何推动改革的讨论，不能让改革被处于优势地位的利益集团所主导。

FT中文网专栏作家徐达内：三桩重大改革动向公布。争议多年的铁路改革仍伴涨价之忧，户籍改革收获颇多掌声，而被视为“第一枪”的上海国资改革更受市场化媒体关注。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项目研究员刘远举：在中国现实语境中，一个因人而异的恶法比一个一视同仁的恶法更恶，希望通过特权阶层绕过恶法来消解恶法，是缘木求鱼。

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在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上表示，户籍制度是一切歧视的根源，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存在这种公民歧视的只有中国，现在不是讨论该不该改的问题，而是它本就不应存在。

上海财大高等研究院、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教授文贯中：中国现行户口制度和土地制度的共同之处，在于通过根本违反市场经济核心原则的人为歧视性制度安排，拒绝给予农民退出权和进入权。

FT中文网编辑刘波：“市长反对户改”和“可就地申请护照”的消息说明，近年来的一些户改措施，仍是私利驱动，而非民权驱动。受中国户籍制度伤害最大的群体，仍然在沉默。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高利民：今天的劳力、土地的制度安排上还残存着统购统销的规制，它还在通过户籍制度、地权制度、非正式的村社治理机制发挥作用。

FT中文网记者魏城：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是造成农民工“候鸟”现象背后的两大制度性因素。不少中国学者对其深恶痛绝，呼吁立即、彻底废除之。但也有人旗帜鲜明地主张缓行，认为匆忙废除弊大于利。